“我看此事极有可能,柳丹徒在扬州时,唯吴子实一人支援他,其他官员一直在天子面前弹劾他,比如傅希挚这些长久依于河漕的官员,据我
    所知,柳丹徒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我看就是劳民伤财!他柳丹徒任了大学士之后便想为所欲为,我等岂能容之?”
    开海是大事,纵然《育言报》只放了个风,便引得朝中官员议论纷纷。
    柳贺现下还未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不过《育言报》是他一己之力办成,纵然他如今已不是礼部尚书,他在礼部与翰林院的人脉仍旧非同小可。
    可以说,《育言报》支持什么,柳贺心中便偏向什么。
    《育言报》只论了两期开海,便有官员上疏弹劾柳贺,称他意欲违背祖宗家法开海,太/祖朝时的规矩岂容后人轻易更改?
    还有官员说,倭国等为大明不征之国,《育言报》却成日登载其内乱,似有趁火打劫之意,此事未免失了天/朝气度,非君子所为。
    御史李植更是道,柳贺此举包藏祸心,意图损大明之根本,其罪不可轻饶。
    ……
    柳贺并未理会朝中纷扰,《育言报》所载的确是他在为开海作铺垫,但柳贺心中清楚,若要达成目的,光靠舆论辅助意义不大。
    尤其在开海这件事上,王世贞等人的呼吁并不重要。
    关键是天子心中怎么想,内阁及九卿官员又作何想。
    若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开海未必不会成。
    至于祖宗家法之类的弹劾,柳贺更是没有放在心上,若祖宗家法有用,隆庆开关就不会发生,而不征之国这个词更是被柳贺视为笑话。
    倭国侵扰大明有百年,百姓死了多少人,又遭了多少罪?沿海的百姓提起倭寇哪个不是恨得牙痒痒。
    等到大明想去探一探倭国的境况,就有官员拿不征之国出来说事,合着大明只能挨打,不能打人?
    这一点,柳贺去见天子时,就算天子也很生气。
    他年少时正是倭寇最猖獗之时,纵然他那是懵懵懂懂,也知道朝廷为了打击倭寇花了多少银子,出了多少心力。
    何况天子刚刚亲政,并不是那等胆小怕事的君王,是一门心思干出些实事的。
    天子道:“柳先生,依你所言,这开海势在必行了?”
    柳贺摇了摇头,道:“陛下,臣也不能保证开海获益多少。”
    当年隆庆不是没有想过开海,只是朝中的反对声太响,之后海船又出过几次事故,之后隆庆去世,张居正任了首辅,开海便不了了之。
    “只是臣觉得,如今倭国正值内乱,待其重整旗鼓,恐怕又要袭扰我沿海军民,不如趁此机会前往倭国探路,再寻我大明通海事及海船制作的工匠,将我大明水师磨练出来。”
    柳贺道:“太/祖立国时,鄱阳湖水战何其威猛?成祖时,我大明坐拥海船三千八百艘,正德与嘉靖时,我大明水师也曾与弗朗机开战而不落下风。”
    “臣觉得,泰西等国都在发展水师,其如发现了新大陆,虽不会侵扰我大明,然《左传》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人狼子野心,必有一日将与我大明交战。”
    开海的利润也是一方面。
    但天子同样犹豫:“隆庆时海船倾覆之事,柳先生想必也有所耳闻。”
    柳贺点点头,道:“此事臣自然是知晓的,只是臣敢问陛下,漕船倾覆者可少了?”
    如今大明国内运粮运物皆以漕船,漕运坐地起价已是常态,若是启用海漕,一方面会影响漕船运输,漕船又破又贵,且内河航道拥挤,若是走海路,轻快便捷不说,运量也能大一些。
    而另一方面,海漕会将海外的货物运至国内,本土的商业多少会受一些影响。
    “柳先生待朕细想一番,此事若真要行,还需内阁再行廷议。”天子笑道,“边饷之事,听闻张卿家是反对的,柳先生却
    力排众议令此事推行,朕听了也十分惊讶。”
    柳贺道:“并非臣力排众议,只是边饷事关重大,朝中大臣都不敢等闲待之。”
    天子并未出声,过了片刻,他忽然问柳贺:“柳先生,听闻张先生身体已十分不好?”
    柳贺试图分辨天子这句话中的情绪,许久之后,他才道:“臣听闻,恩师如今已不能起身了。”
    柳贺面上难过之情丝毫不作假,便令天子想起,柳贺初任讲官时,他仍是稚童,听他说起陈栋去世时的悲伤,天子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虽柳贺心中偏着张居正,但天子清楚,这反而能证明他是有情有义之人。
    自天子亲政以后,许多官员都清楚,他对张居正的钳制并不喜欢,这些官员并不上疏,却会在私下面见天子时说张居正的种种不是,其中甚至包括张居正的某几位门生。
    可柳贺从不这样,他不喜欢谁便堂堂正正地不喜欢,他喜欢谁也毫不吝啬表露。
    他在皇位上坐久了,有时也不知什么话是真,什么话是假,可不管怎么说,柳贺敢在他面前表露出对张居正的亲近,便说明在他心目中,自己是一位可以吐露真情的帝王。
    天子的心情可以总结如下——
    他不喜欢柳贺亲近张居正,但又不喜欢柳贺表露出对张居正的不亲近。
    前者是因他不喜张居正管束,而后者,则是他不喜柳贺是一假情假意之人。
    天子不由想起了柳贺写的《祭师文》,那位先生只是镇江府乡下一位默默无名的秀才,柳贺在京中当了大官,却时时惦念着那位先生,此事也让天子十分感动。
    而张居正为人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柳贺的座师,天子若因此事迁怒于柳贺也着实不该,无论如何,二人座师与门生的关系不会改变。
    仔细想想,张居正除了爱揽权外,对他也并不算坏,毕竟年少时他于政事毫不精通,张居正朝事再忙,却不会忘记对他的教导。
    第256章 开海之事
    “开海获利如何,你对朕细细道来。”天子是《育言报》的忠实读者,《育言报》上曾经登载了弗朗机航海家环游世界的壮举,天子倒是怀疑过其真实性,只是《育言报》将故事说得妙趣横生,又有利玛窦的经历佐证,可信度似乎高了许多。
    大明物产丰饶,有许多可出口到海外,事实上,即便推行海禁,大明官方仍然通过多种渠道与海外进行贸易,东南沿海的渔船走私的获利也有不少,不过是民不举官不究罢了。
    只从海外获得白银一项,柳贺觉得就能争取一二。
    至于河漕与海漕之间的矛盾,海漕不夺河漕利是一,但河漕因涉利多又杂,用海漕钳制,也能助力河漕效率的提高。
    除了经济因素外,开海也有政治因素在。
    柳贺来见天子前已经打好了腹稿,他是来争取机会的,准备自然要做充足了。
    开海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朱元璋开启的海禁之策,二是河漕的利益牵连,三则是官员及百姓对开海有陌生感,或者说,现下开海究竟能获得多少利润,这也是不可知的。
    张居正任首辅时反对开海,柳贺却觉得,开海有大利可图,尤其在眼下这个时机——各地天气虽然多变,但因玉麦、甘薯等作物的逐渐推广,纵然逢上灾年,老百姓也不至于饿死。
    且国库比嘉靖、隆庆年时要充盈许多,省着点花的话,的确可以用来训练海军——就当是为朝鲜之战做准备,此时虽有些早,但凡事预则立,多做准备总是没有坏处的。
    何况若要开海,朝廷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是很有必要的。
    柳贺特意写信给张居正,告知自己意图开海的计划,他所写的内容要比今日对天子说的更详尽许多,毕竟有许多话不适合在天子面前说,却可以说给张居正听。
    张居正的回信比以往更迟一些,随他的信一道附来的是一封张敬修的文书,张敬修说,张居正身子已不大支撑得住,恐怕明年就要不行。
    “家父见了阁老来信十分欢喜,江陵地处乡下,家父离乡数十年,许多旧人已不识得,唯有阁老的信能令他稍感慰藉。”
    万历二年柳贺筛了张敬修的会试卷,那时张敬修仍有些傲气,至如今,他已三十九岁,作为长子支撑起了家中内外,张居正任首辅与不任首辅的境遇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这一点张敬修的感受十分深刻。
    无论如何,柳贺雷打不动,每隔几日就有一封书信到江陵,见了他的来信,张居正总能稍稍高兴一些。
    张敬修对父亲有位值得交托的门生也十分欣慰。
    张居正性子一贯霸道,对待门生不像别的官员那般和婉,因而他早已料到自己的门生缘会极浅。
    然而,嘉靖五年这一科,他终究是有了柳贺这么一位出众的门生。
    柳贺读着张敬修的信,又将张居正对自己的叮嘱记下,柳贺能认出,这信并非张居正本人所写,而是由旁人代笔,可想而知如今张居正身体的境况。
    在信中,张居正说,尽管他并不支持开海,但柳贺既下定决心,便放手施为就是,若柳贺开海得成,开海之利胜以往百倍千倍,那也是他想看见的情景。
    柳贺手中攥着信,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
    作为闲居在家的首辅,曾经执掌了整个大明的张居正不适合为柳贺摇旗呐喊,不过,其他官员则没有这样的顾忌。
    事实上,自倭寇侵犯后,海禁与开海二事在朝堂内外都有支持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嘉靖年间倭寇之乱之所以猖獗,也是因为嘉靖元年开启了史上最严格的海禁政策。
    沿海渔民、手工业者、船员等,有一部分甚至加入了倭寇,
    王直那般的巨寇因此诞生,浙江巡抚朱纨奉命扫倭,却也因此得罪了朝堂上一批既得利益者,在一片攻讦声中,朱纨身为二品大员之尊却不得不服毒自杀。
    他因此留下名句——“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注1)
    隆庆开关以来,海禁政策远不如嘉靖时严格,但也说不上彻底的开放,且就算海禁不算严,海上的利润仍然为世家大族所盘踞,并不能为朝廷与百姓所用。
    朝中支持漕运的官员数量颇多,不过浙、闽二地也逐渐有官员发声,称支持朝廷开海。
    《育言报》的销量因此一涨再涨,到了万历九年下半年,报纸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且海外专栏开辟后,不少读书人涨了见识,都觉得朝廷可以去搏一搏。
    当然,在京城中,不看好此事的官员仍有许多。
    “柳泽远此举究竟意欲何为?”
    申时行慢慢踱步:“此子入阁后,京中情状与张江陵在时十分相似。”
    他本以为,柳贺入阁后,天子或许会忌惮柳贺身后张居正那一派的人马,可天子竟仍对柳贺十分器重。
    申时行心中十分忧虑。
    仅从上回吴兑提议付边饷一事来看,支持柳贺的官员竟比支持张四维的官员更多。
    “开海之事尤难,东翁还是莫要掺进其中。”幕僚建议道。
    申时行苦笑道:“此事我也知,莫要忘了,朱子纯是我的老乡。”
    朱纨去世时,申时行年方十五,还是苏州府的一位小小生员,朱纨抗倭有功,在朝中官声也不错,这样一位二品大员愤而服毒,在苏州府上下掀起了极大的波澜。
    申时行印象自是十分深刻。
    他清楚,海禁之事牵扯重大,非常人不能涉及,柳贺今日提及此事,申时行除了感慨对方大胆外,心中难免生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
    朱纨的下场人人皆知。
    隆庆开关后,朝堂上反对开海的声音也不小。
    柳贺并非哪一派的代言人,却大胆到敢提开海之事,这足以证明他的官场抱负。
    申时行甚至觉得,柳贺这位张居正的门生,在行事上已经与张居正有些相似,他有张居正的胆色与果敢,却也有筹谋与沉稳。
    从某种程度上说,柳贺不比张居正好对付。
    自嘉靖四十一年入朝为官以来,申时行与形形色色的官员都打过交道,官至阁臣者,若能有高拱与张居正的决心,天下便没有他们不可为之事。
    这样的人居于自己身后,如何不令他心惊胆战?
    “无论柳泽远意欲何为,他的目的已是达成。”申时行道,“虽反对者众多,他亦有许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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