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然站在客厅落地窗前,给t市福利院打了一个电话。
    他想确认自己的病史。
    t市是一个内陆省份的四五线小城市,儿童福利院占地小,楼房矮,设施差,聘用的员工素质参差不齐。档案室的大叔一大早迟到了五十分钟,泡好一缸粗叶茶,摊开油印杂志,撕下一页广告纸卷着烙饼吃,很快沉浸在了高官与二奶的艳情故事里,以至于被不识相的电话铃打断时,他极其不悦地“啧”了一声。
    颂然客气地阐明了意图,大叔嚼了两口烙饼,操着浓重的乡音敷衍他:“得过,得过,我们这里的小孩,哪个没得过嘞。”
    说着就想把电话挂了。
    “等等!能……能请您帮我单独查一查吗?”颂然赶紧请求,“以前江老师说过,我们的病历也会有留档的,应该就在档案室里。”
    大叔的脸色立刻不好看了。
    他重重搁下烙饼,把印有女星半身像的杂志往旁边一推,翻开登记表,非常不耐烦地问:“姓名,年龄,入院年份。”
    “颂然,歌颂的颂,当然的然,23岁,2001年2月份入院的。”
    大叔潦草记下信息,随手把笔一扔:“我现在就去查。”
    他嘴上这么说,实际的动作却是翻开杂志,找到刚才那篇《高官与二奶,一口血色的玫瑰陷阱》 继续读了下去。五分钟以后,他读完这个狗血俗套的故事,张口骂了句娘,才想起颂然还被晾在电话那头,于是抄起听筒,信口雌黄:“查完了,你得过水痘。”
    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二没听见走路声,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自然觉得疑惑,就问:“我是哪一年得的?”
    那边失去耐心,直接发了火:“你这小孩怎么回事?说你得过就得过,我只查一次,爱信不信!”
    接着,电话被挂断了。
    颂然放下手机,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嘲讽地摇头笑了笑——七年过去了,福利院还是老样子,一成不变,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
    很早之前,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写着诸如“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这样的标语。大人们总爱说,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你们互为兄弟姐妹,老师是爸爸和妈妈,生活多么幸福。逢年过节,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说出一句“福利院是我的家”,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
    “家”这个概念太纤细,也太易碎,它像一件捧在珍珠绒上的玻璃雕塑,小小的撞击也会令它粉身碎骨。有时候,当孩子们快要相信了,一番怜悯过度、接近羞辱的言辞,一个明里关爱、暗中嫌弃的冷眼,或者像今天这样,生了病,请档案室的大叔帮忙搭一把手,他们就会立即清醒过来,意识到——这里不是家。
    无论墙壁贴了多少彩饰、桌上摆了多少花束,这里都不是家。
    颂然抬起头,透过十二层的落地窗,对面是成排成列无比相似的玻璃窗。他又转头去看阳台,一束迷离的阳光穿透云层,均匀洒入室内。布布搂着蓬松的大毛团,光着脚丫子,蜷在悬垂的风铃草底下睡着了。
    他悄悄走过去,坐在孩子身旁,为他盖上了一块小毯子。
    所以,什么才是家呢?
    家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住着一些相互陪伴的人,一个人的生活会成为其他人共同的记忆。家人会记得你哪年哪月患过水痘,有没有发烧,有没有落泪,一天天怎么熬过去,直到病愈。当你长大了,遗失了幼年时零碎的、模糊的记忆,只有家人还原封不动地为你收藏着。
    因为彼此记得,所以,走到哪里都不会彷徨无依。
    颂然伸出手,戳了戳布布的小圆脸。
    没关系啦。
    虽然没有谁收藏了关于他的记忆,弄得他现在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得没得过水痘了,可是,他和布布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天,是一根绳上的小蚂蚱,要传染早传染了,又何必太过担心。
    现在,照顾布布才是最要紧的事。
    第二十章
    day 08  15:15
    为了以防万一,颂然上网查了查,确定水痘的潜伏期至少有十天,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十天,够长了。
    就算他不幸被传染,也得等贺先生回国之后才会出现症状。到时候他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把活蹦乱跳的小布布交还给贺先生,最多自己在家躺几天,锻炼一下偷懒的免疫系统,顺便强化一下生存技能——单身二十三年,没爹没娘没男友,颂然每回生病都仗着身体底子好,一个人硬扛到底,从不顾影自怜。
    只要不是大病,扛一扛总能熬过去的,撑死也就难受几天。
    这是他长年累月归纳出的经验。
    然而,也许是插下的flag威力过于强大,效果立竿见影,把传说中的十天潜伏期撵得不见踪影。当天下午,颂然突然发起了高烧。
    当时布布正准备午睡,颂然为他讲了一个睡前小故事。原本是打算讲完就回去赶稿的,可讲着讲着,他的眼皮越来越沉,困意层层上涌,手一松,人一歪,迷迷糊糊靠在床头陷入了昏睡,绘本也从怀里滑了出去。
    他这一睡,体温好比马厩拆了门,几十只铁蹄扯着乱扬的缰绳疯狂前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冲进了危险区。
    肺部大片火烫,像百来斤朝天椒绞碎了硬生生灌进喉咙里,鲜红的椒汁浸透了每一个肺泡。空气卷起滚滚热浪,汗水湿透脊背,黄豆大的水珠沿着脖颈一颗一颗淌下,仿佛置身于s市既闷且潮的三伏酷暑。
    颂然被热度烤得难受,偏偏意识不清楚,以为布布又发了烧,想爬起来替他量体温,可倦乏的四肢如同一摊融化的蜡油,铺在床上,铲都铲不起来。
    等他勉强坐起,眼前一阵青光乱闪、虚影频晃,胃里开始猛烈翻腾,秽物争先恐后地往喉头涌。他匆忙扶着墙往卫生间走,左陷一步,右跌一步,摇摇晃晃好似踩着一地棉花。终于跋涉到卫生间,小腿倏地一软,跪到地上,抱着马桶吐了个倾海翻江,脑袋都差点浸进水里。
    零零碎碎吐了两分钟,几乎吐掉半条命,恍惚中他又记起一些什么,努力拽着扶手站起来,撑着盥洗台,看向那张洗脸镜。
    视野因为高烧而模糊不清,他反复眯了眯眼睛,凑近镜子,然后就看到——自己的右颊上长了一粒红疹子。
    伸手一摸,有些痒。
    颂然呆立半晌,打开水龙头,掬起一捧冰凉的水泼在脸上。
    卧室内,开了震动模式的手机嗡鸣起来,在枕头底下焦躁地低震。颂然人在卫生间,听不见动静,床铺另一边的布布正抱着小兔子酣然入梦,也没注意到手机震动。
    如是反复三次,手机屏幕才暗了下去——对面放弃了呼叫。
    贺致远将手机放入衣兜,坐进了出租车的副驾驶。
    想给颂然打电话的念头是突如其来的,他并不清楚缘由,毕竟在此之前,他从未在国内时间的下午联系过颂然。
    今天更没有理由。
    他这两天的行程异常忙碌,简直抽不出一点闲暇。早八点不停不休工作到晚八点,前后出席了四场会议,下班后驱车前往圣何塞,在机场匆匆吃了一顿晚餐,然后立刻搭乘九点半的航班飞往洛杉矶。明天他要参加一场业界权威的数据安全会议,会议持续三天,他只排得出一个上午的档期代表swordarc研发组做演讲。紧接着是三场技术面试,对象是同样前来参会的博士生,以免他们舟车劳顿专程飞一趟硅谷。面试过后,他会赶最近的班机返回palo alto,把剩下两天半的会议交给同事们。
    工作连轴转,他的心思被事业占满,本不该想到素未谋面的颂然。
    但是,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午夜的灯标跑道,与廊桥完成对接,他提着公文包走出登机口,掏出手机,关闭飞行模式,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通讯录,按下了颂然的名字。
    内心有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不安,催促他尽快与颂然通一次话,听听那个年轻人的声音,确认他今天平安无事。
    可对面始终无人接听。
    等离开机场,贺致远已经连续拨出了三次电话,仍未得到颂然的应答。他说服自己,现在是午休时间,颂然可能正陪着布布睡午觉,明早再联系也不迟,便暂时放下了这件事。抵达会场酒店已过半夜十二点,他身心疲惫,脱去衬衣领带,随手往衣柜里一挂,进浴室冲了一个热水澡,惯例半杯红酒,宽衣入睡。
    凌晨三点,美梦突兀地断在了半程。
    贺致远睁开双眼,窗外夜色深浓,几栋高层建筑物灰影重叠,渐次印在天花板上,显得逼仄而冷清。他心神不宁,直觉般地掏出手机,又给颂然拨了一个电话。
    这次打通了。
    那边先传来轻而闷的咳嗽声,然后是颂然沙哑的嗓音:“贺先生?你……你找我吗?”
    贺致远一听就知道不对,翻身坐起,问道:“颂然,你怎么了?”
    大约隔了五秒钟,颂然才迟缓地回答:“我,我没事啊,挺好的,布布也挺好的,今天……我在照顾他,他……嗯,又发了几颗痘,不严重,也没再发烧了……我给他涂了外用药,那个,医生开的那个……”
    颂然的语气很虚弱,是那种极力硬撑也掩饰不了的虚弱:语速慢,咬字松散,择词简单,说话颠三倒四,完全抓不住重点……这些迹象告诉贺致远,颂然此刻的精神状态相当不济,思维也很混沌。
    电话里一直传来嘈杂的背景音,喧喧嚷嚷,持续不断。
    贺致远心中生疑,就问:“你人在哪儿?”
    “嗯……在,在医院。”颂然明显犹豫了一下,音量减弱到听不清的地步,“家旁边的那个……f大附属医院。”
    就在这时,医院广播适时响了起来。贺致远附耳细听,从中捕捉到了“急诊”两个字——为什么颂然会在急诊部?
    他心中的疑云越来越浓:“你一个人,还是带着布布?”
    这样简单的问题,颂然居然思考了足足三秒钟:“一个人。”
    “为什么去医院?”
    “呃,我……”颂然磕巴了一会儿,嗫喏道,“我来帮布布……拿药。”
    贺致远不说话了。
    他听得出,颂然说了谎。
    沉默降临得过于突兀,颂然倚在候诊室冷硬的座椅扶手边,额头枕着手背,昏昏沉沉地想,贺先生大概已经发觉不对了吧。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呢?
    以他目前的精神状态,根本编不出像样的谎话,可他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固执地抱着那一线渺小的希望,还想继续瞒过贺先生。
    太幼稚了。
    幼稚得自己也想笑。
    颂然扶着滚烫的额头,满脑子都是七零八落的杂念,开始往死里纠结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贺先生到底怎么发现的?是这家医院的药房晚上不开门,还是他的语气不够自然?
    刚才那句话……他怎么说的来着?
    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他生生烧到39度,思维浑浊如泥,讲过的话一出口就忘,这么浑浑噩噩回忆了半天,猛然被贺致远一声叫醒:“到你了。”
    “啊?”
    颂然晃了晃胀痛的脑袋。
    贺致远说:“广播刚才叫到你了,你先去打退烧针,等会儿给我回电。”
    “哦,好……我去打针……”
    被人戳穿到这个地步,颂然已经没脸再掩饰,反正也不存在什么掩饰的余地。护士打开门,探出半个身体喊他名字,他站起来,临进去前说:“贺先生,布布不是一个人在家的,我出来前拜托了林卉……她说,她会代我照顾布布……”
    贺致远打断他:“先去打针。”
    “……嗯。”
    颂然胡乱抹了一把脸,指缝里有温热的泪液。他太窘迫,也太难堪,负面情绪让身体的痛苦翻倍滋长,忍不住湿了眼眶。
    屁股上挨一针,几分钟的事,转眼就结束了。
    颂然捂着羽绒服倚在走廊上,体内一阵冷一阵热,冷起来关节发颤,热起来鬓角全是浮汗。他不敢给贺致远回电,攥着手机,力道之大似要把屏幕捏碎。但在别人眼中,他孱弱得连手机都握不住,虚虚拢在指间,随时都像会滑下去。
    摇摆了许久,最终还是贺致远主动打过来。
    除了每晚惯例的爱心问候,这是贺致远打给颂然的第三通私人电话,他本该欣喜若狂,翻开小账本,扎上最后一个勾。可现在,他连接都不敢接。
    他怕被贺致远质问,为什么明明问过了父母,还是会得水痘。
    该怎么回答?
    就说迄今为止一直在撒谎,其实,他是个谁也不要的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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