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伯颜传》。
《元史·土土哈传》。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
《元史·博尔忽传》。
第三十二章
乃颜、哈丹之乱不王乃颜为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四世孙。斡惕赤斤之后，他的儿子只不接管封地。只不以后，斡惕赤斤的两个孙子塔察儿和阿术鲁先后接管，阿术鲁之后，其子乃颜继立。
古代风景画鉴赏斡惕赤斤的封地在大蒙古国的东北地区，今大兴安岭西麓，即以建忒该山为中心的海拉尔河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他的封地之东再没有蒙古部落，这就使他得以像术赤后王向西扩张一样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成吉思汗分封时，按照幼子守产的习俗，将其母诃额仑的民户、封地与斡惕赤斤分在一起，他们共有民户八千，是东道诸王中最大的兀鲁思。
成吉思汗西征期间，斡惕赤斤奉命留守，得全权处理国事。这时，他的势力可能又向东扩展至大兴安岭以东的塔兀儿河（今洮儿河）和那兀江（今嫩江）一带。世祖初年，斡惕赤斤后王塔察儿首建拥立之功，在忽里勒台上和商讨大事时，又经常站在合罕一边，故其本人和他的家族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东诸侯之长”。他们控制的地区也已到达松花江流域1。塔察儿甚至擅自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由自己管领，这就不能不引起诸王与朝廷的矛盾和争夺。
乃颜继立后，朝廷与斡惕赤斤家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辽东地区有不少宗王营帐，种人杂处其间，恃势相凌，“慊从狗马出，蹂民禾，民厌苦之。”2忽必烈吸取汉地军阀李璮和西北宗王叛乱的教训，对乃颜等东道诸王势九的增长不无戒备。乃颜后期，叛乱的倾向日益明显，与朝廷在辽东的争夺也日益激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3，初治辽阳，不久移至咸平（今辽宁开原）。东京行省设置的目的在于限制东道诸王势力向辽东的扩展，加强朝廷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它必然引起东道诸王的不满与不安。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与海都早有往还的斡惕赤斤后王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又作失都儿），合赤温后王哈丹（合丹、合丹秃鲁干、哈丹秃鲁干、哈答罕）、胜纳合儿（声刺哈儿、胜纳哈儿、胜刺哈等），阴谋发动叛乱。乃颜遣使征东道兵；忽必烈一方面下令诸王不得发兵。一方面遣右丞相伯颜前往观察其动向。伯颜“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驰还白状。”4四月，乃颜起兵叛。
忽必烈决定亲征。并采纳康里侍卫阿沙不花的建议，遣使分化东道诸王。阿沙不花受命游说宗王纳牙。他以乃颜已自归朝廷的假情报通告，纳牙遂不从乃颜反5。于是忽必烈部署亲征。
御史大夫、忙兀人博罗欢分析形势说：“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刺儿、弘吉刺、亦其列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何至上烦乘舆哉？”6但忽必烈希望一举解决东道的问题，以便专力对付海都、都哇，遂决意亲征，并调五诸侯兵与汉将李庭所统汉军扈从。
五月，先遣也先传旨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隶乃颜所部者，禁其往来，毋令乘马持弓矢。继令不鲁合罕总探马赤军三千先行。然后，忽必烈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出发。六月，与叛军将领黄海、塔不台（塔不歹、塔不带）遭遇。双方战于撒儿都鲁（撒里秃鲁）之地。时“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筹划说：“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以计取。彼既亲昵，谁肯尽力，徒废陛下粮饷。四方转输甚劳，臣请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车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7忽必烈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不得不下舆乘马。司农卿铁哥献计称：“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8于是忽必烈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视伺，疑有伏，不敢进。李庭认为“其兵虽多，而无纪律，见车驾驻此不战，必疑有大军在后”，推测叛军当夜将遁去，于是“引壮士十人，持火炮，夜入其阵，炮发，果自相杀，溃散”9。于是命李庭将汉军，玉昔帖木儿将蒙古军，并进。
玉昔帖木儿等至乃颜地，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今哈尔哈河）。选精兵扈驾，与玉昔帖木儿军一起至失刺斡耳朵（失刺，蒙古语“黄”，失刺斡耳朵意为“黄帐”，乃颜的营帐）。随驾的征东行，省右丞、高丽人洪茶丘“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10追击乃颜，获其辎重千余。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人玉哇失与叛王哈丹所领万人战，追至不里都伯塔哈之地（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乃颜集结重兵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追至失列门林（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一带），擒乃颜，忽必烈下令将其处死。叛党魁首既已伏诛，忽必烈回銮，留玉昔帖木儿、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仍马带）、平章政事薛彻坚（薛彻干、薛阁干）等追剿余党，御史大夫博罗欢，钦察将领伯帖木儿，弘吉刺部人帖木儿、忽怜，安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东征左副都元帅兀爱等从。
时，合丹势盛，薛彻坚等多次与战，不能取胜。忽必烈命忽怜前往增援，值薛彻坚等与敌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忽怜以二百人迎敌，败之。哈丹退走猱河（又作恼温江、那兀河、纳兀江、恼木连河等，今嫩江）。御史大夫博罗欢与乃颜将塔不台军战，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敌众，擒其驸马忽伦。与玉昔帖木儿合兵，擒塔不台。玉昔帖木儿麾下钦察将领伯帖木儿、高丽将兀爱等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剌河，追至海刺尔河，又败之。乃颜将金家奴、别不古率众走山前，元军穷追不舍，再战于札刺马秃河，杀其将二人，追至梦可山（蒙可山），擒金家奴。
古代人物图七月，乃颜党诸王势都儿（失都儿）犯咸平，辽东宣慰使塔出遣使驰驿以闻。忽必烈命其领兵一万，与皇子爱牙赤同力备御。时女直、水达达（居住在牡丹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以渔猎为业的部族）官民与乃颜联结，塔出遂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一千五百里，与叛将太撒拔都儿合战。当得知叛将帖哥、抄儿赤等将袭击爱牙赤时，又以数十人击退叛军千余，护爱牙赤渡辽水。乃颜军来袭，塔出射杀其将，击退追兵。驻于懿州。
二十五年（1288），皇孙铁穆耳行边，乃颜余党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攻诸郡，诸王小薛与之相应。皇孙铁穆耳率土土哈、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乃马带）、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阁里帖木儿等奉诏抚诸军进讨。钦察大将土土哈等击败叛王火鲁火孙（又作火鲁哈孙）于兀鲁灰，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又做龟刺儿河，今归流河），奔袭哈丹军。玉昔帖木儿率万户、弘吉刺部人帖木儿，洪茶丘子洪万等自贴列可转战至龟刺儿河、恼木连河（又作纳兀河，今嫩江）。伯帖木儿首战却敌，获其党驸马阿剌浑……至霸郎儿，与忽都秃儿干战，杀其裨将五人，生擒曲先儿。九月，往纳兀河东等处，大败敌军，“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五百余户”。时已隆冬，声言俟春方进，却出其不意，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杀戮殆尽，哈丹秃鲁干遁去。伯帖木儿追哈丹至斡麻站、兀刺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秃八剌哈赤军，转战至帖麦哈必儿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今黑龙江省龙江南），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忽兰叶儿，又与阿秃一日三战，手杀五人，擒裨将一人。至帖揭里，突袭哈丹，挺身陷阵，身中三十余箭而还。兀爱等败敌将古都秃鲁干于斡秃鲁寒。元军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哈丹窜入高丽境，侵挠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
二十六年（1289）正月，哈丹再入辽东，不时整军犯边。二月，攻胡鲁口（今黑龙江省大安北），开元路治中兀颜雅兀格战数日，败其军。四月，朝命塔海发忽都不花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时胜纳合儿响应哈丹，海都又东来欲与东路叛王联兵，渡杭海岭，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再次亲征，海都遁去。伯帖木儿奉命西击海都，行至怯吕连河（克鲁伦河），值拜要叛，移师致讨，擒其党伯颜。薛彻坚与弘吉刺部人忽怜迎击东道叛王，哈丹等退走。东西叛王联兵反叛的危险解除，元军收复和林，以丞相伯颜居守。至此，哈丹的势力被逐出辽东，不得不在高丽境内栖身，并不时窜犯、袭扰辽东，劫夺驿站马匹，扰乱开元、水达达等处蒙、汉、女真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二十七年（1290）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再犯辽东，进攻海阳（今辽宁绥中南），元廷命高丽发耽罗兵干人讨之。四月，又攻海阳。五月，攻开元。八月，平昌政事阁里铁木儿率师与合丹战于瓦法（今吉林省磐石、海龙一带），大破其军。十二月，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彻坚、右丞洪察忽，领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诚，以防合丹兵，博罗欢俘哈丹二妃。元军在北部和西线都作了部署，哈丹的势力被局限在东南一隅，形势更加被动。
二十八年（1291）正月，元军主动出击，彻里帖木儿、伯帖木儿兵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忽必烈又命乃蛮台、薛彻坚等增援，仍以伯帖木儿为先锋。“薛彻坚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逾数日乃麻歹兵至，合攻哈丹，又败之。伯帖木儿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孥，追奔败北，哈丹尚有八骑，伯帖木儿只余三骑，再战，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帖木儿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
三月，乃颜叛将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塔海将兵千人平之。十二月，哈丹大势已去，阁里带与玉昔帖木儿议，请继续增兵，一举平定乃颜余党，遂增辽东平叛兵千五百人。
二十九年（1292），在政府军的强大压力下，从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期议以其分隶诸王、将领，从军自效。东道诸王叛乱彻底平定。
注释1参见叶新民《斡惕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王恽《秋洞集》卷二九，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
3《元史·世祖纪十一》。
4《元史·伯颜传》
5《元史·阿沙不花传》载：乃颜反，诸王纳牙等皆应之。帝问计将安出。（阿沙不花）对曰：“臣愚以为莫若先抚安诸王，乃行天讨，则叛者势自孤也。”帝曰：“善，卿试为朕行之。”即北说纳牙曰：“大王闻乃颜反耶？”曰：“闻之。”曰：“大王知乃颜已遣使自归耶？”曰：“不知也。”曰：“闻大王等皆欲为乃颜外应，今乃颜既自归矣，是独大王与主上抗。幸主上圣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问。然二三大臣不能无惑，大王何不见上自陈，为万全计。”纳牙悦许之。于是诸王之谋皆解。
6《元史·博罗欢传》。
7《元史·叶李传》。
8《元史·铁哥传》。
9《元史·李庭传》。
10《元史·洪茶丘传》。
关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参见姚大力《乃颜之乱杂考》，栽《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元史·伯帖木儿传》。
伯颜伐宋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面临着阿里不哥的挑战，为集中兵力平定阿里不哥，忽必烈遵守与贾似道达成的协议，撤回围鄂的蒙古、汉军，重新部署边境防务。他以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史权为江汉大都督，担任对南宋的防御，拒绝李璮出兵攻宋的建议。并采纳廉希宪“遣信使谕出息兵讲好”的建议1，于4月遣郝经为国信使使宋通好。
贾似道惟恐蒙古使臣的到来会使其谎报军功的实情暴露，遂囚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忽必烈致书宋理宗和贾似道，陈述战和利害，并要求令郝经入见或放还本国，宋廷不应。为了专力对付内乱，忽必烈对宋廷的无礼虽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声言“水陆分道并进，以为问罪之举”2，却并未对宋用兵。由于连续发生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蒙古方面无力再开辟南方战场，不得不采取措施缓和与南宋的矛盾。自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四年（1267）的8年间，蒙宋战场相对平静。
中统初年，李埴曾多次要求出兵，为忽必烈所止。于李璮之乱发生后，宋曾派兵渡淮，夺取了毫、滕（今属山东）、徐、宿、邳等州。而叛乱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夺回了所失的7州4县，并将防线南移。但没有向南宋境内深入。
在川蜀战场，留守的密里火者和乞台不花被廉希宪派去的刘黑马、汪惟正杀死。蒙古军内部的争夺减轻了宋军的防务压力。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之错过了收复失地的良机，相反，宋将的争功和妒贤嫉能，却导致了降宋金将刘整的降蒙。刘整以15郡30万户叛宋降蒙，遭到宋朝的围剿，在蒙古不能大力增援的情况下，退出四川。
由于忽必烈改变了先攻川蜀的方针，四川战场遂呈现出相持态势。
在荆襄战场，忽必烈撒军后，兀良哈台也随即撒出，只留河南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史天泽的汉军，依旧屯田戍守，力量薄弱，也不具备主动进攻的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但是，受到汉将和汉族士人支持的忽必烈，不会放弃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当战胜其夺权对象后，他立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宋。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汉将郭侃在上平宋之策时，就提出了“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的建议3。及刘整入朝，又以先取襄阳为辞，同时建议“造战舰，习水军”4。万户史权也支持这一建议5。忽必烈采纳了上述诸将的建议，改变了以川蜀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选择襄樊作为突破口，将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了荆襄。于是蒙宋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在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采纳汉臣在河南沿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为南下伐宋创造条件。即位后，又将屯田推广到山东、淮北。为解决军粮供应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开辟兵源，整肃军纪，补充战马，积极部署伐宋。
至元四年（1267）八月，兀良哈台子阿术“观兵襄阳”，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5万，马牛5千。军还，被宋军阻截于襄阳西的安阳滩，鏖战后得渡江北归，留一千人于牛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再次大败宋军。这次战役暴露了蒙古军不善水战的弱点，于是请求汉军配合6，为忽必烈接受。
四年冬，襄樊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五年（1268年）九月，阿术等“筑鹿门、新城等堡，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7。刘整“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锋，俘人民八万”8。
六年（1269年），诏史天泽与驸马忽刺前往襄樊前线经划。天泽等见襄阳“城坚池深，必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使其自困”，乃“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9。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百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建立了长期围困、待其困蔽后进兵攻取的基础。
宋军守将吕文焕觉察出蒙古军的意图，认识到这是对襄樊守御的严重威胁，遣人求援。宋军先后三次遣夏贵、范文虎率师应援，皆为蒙古军所败。七年（1270年）冬，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
至元九年（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春，元军向樊城发动总攻。“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七月，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都管张顺、路铃张贵率敢死士3千，轻舟百艘，盐、布等物资支援襄阳，元军阻截失利，战死者无数。于是张贵约驻守郢州的范文虎以5千人进驻龙尾州，夹攻元军，谋泄。元军先占龙尾州，张贵被俘，不屈，死。
入秋，元军致书襄樊守将吕文焕，敦促其投降。吕文焕恃襄樊两城联锁互固，不降。元将张弘范、张禧、阿里海牙等献计先下樊城，再图襄阳。忽必烈批准了切断襄阳援助，先取樊城的作战计划，元军开始了对樊城的总攻。
十年（1273），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5路进攻樊城，命熟悉水性的军士潜入水下，破坏宋军用以护城的木栅、铁锁；回回炮手置炮于城东南助攻；放火烧毁襄阳江岸的宋军战船；然后刘整督战舰至樊城下，五路齐攻，激战十余日，樊城破，元军入城。
宋襄樊守将吕文焕困守孤城五年，多次遣人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始终不把襄樊城守放在心上，而将与妻妾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及至樊城失守，襄阳陷于内无可守之兵，外无援军的困境。二月，元军一面攻城，一面遣使入城招降，吕文焕投降。
西线川蜀战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而使宋方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元军再次攻宋时，重点战场又移至襄樊，使宋朝四川守将得以重新构筑防御设施。襄樊会战期间，元军在川蜀战场没有确定的战略目标，只有少量小规模的骚扰和掠夺。当元军完成对襄樊的包围后，忽必烈命赛典赤、郑鼎、汪良臣、曲立吉思等分别向嘉定、重庆、泸州和涪州进兵，以牵制宋四川守军东下援襄樊，这期间他们征服了建都（建昌，今四川西昌），安定了川西，并袭扰东川，窥视合州。双方在军事上都无大的举措和进展，依然处于相持状态。
江淮战场与荆襄战区关系密切。宋方担任两淮防务的先后是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和淮伯西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吕文福等。元朝方面有蒙古将领唆都、昂吉儿、塔出和汉将董文炳等，他们增兵筑城，设方略、谨斥堠，防止宋军北侵。双方在两淮战场上维持着对峙的形势，只有局部战斗发生。
襄樊的失守，打乱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宋方失去了苟安江南的屏障。这是元军对宋进行全面战略进攻和宋朝全线崩溃直至灭亡的转折点。
襄樊之役后，元朝大举伐宋的时机已经到来。忽必烈就征兵、选将两个问题征询谱将领、大臣的意见。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遭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伯颜为帅。伯颜，蒙古八邻部人，其父晓古台从旭烈兀西征，伯颜在西域长大。至元初，受旭烈兀派遣入朝奏事，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留在自己身边，“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至元七年，为同知枢密院事。
襄樊胜利后，元廷立刻进行全面伐宋的准备。伯颜与史天泽同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又以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既而又按史天泽的意见，将淮西行中书省改为行枢密院，并受荆湖行省节制。同时，大造兵器；以刘整练水军，选战舰；设河南宣尉司，供应荆湖、淮西军需；并相应调整了两川的军事部署。
十一年（1274），元军10万，大举伐宋。六月，诏谕行省和官兵，申明伐宋之由，要求“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等陛辞，帝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为了保证南伐大军在主要战场上的胜利，元军分为两路：右路由伯颜、阿术节度，为进攻主力；左路由博罗欢统领，以博罗欢为中书左丞兼淮东都元帅。一个月内，博罗欢军连下海州、石秋、东海、清河四城。淮西行省参政塔出也率兵进攻安丰、庐、寿等州。在伯颜大军即将渡江之际，忽必烈又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骑2万攻淮安，牵制宋军两淮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的进攻。
九月，右路诸军会师襄阳，分军三路而进。伯颜、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刘整与董文炳驻军正阳镇，筑镇阳两城，夹淮相望。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十万来攻，与董文炳激战。淮东帅李庭芝也为博罗欢所牵制。无力增援郢州。
伯颜、阿术所统的蒙古、汉军，水陆并进，至郢州20里。因郢州城坚粮足，围而不攻，大军绕行郢州下游黄家湾堡抢渡汉江。舍城不攻，顺流而下。十月，与宋郢州守将赵文义、范兴遇，杀赵文义，擒范兴杀之，歼宋兵五百，擒十余人。师次沙洋（郢州南，汉水西岸），招降不成，强攻，破沙洋及其新城。
十一月，进逼复州（今期北沔阳），宋守将翟贵降，伯颜优礼翟贵，令其招谕江陵。然后大军顺流直下鄂、汉佰颜军至复州时，阿术领先头部队已到蔡店（即蔡甸，今湖北汉阳），伯颜宰奎后，与诸将讨论渡江事宜。十二月，至汉口。以汉口江面宽阔，宋军沿江30里皆布有重兵，遂向其周围渡口作试探性进攻，仍不得要领。于是一面以兵围汉口，声言在此渡江。吸引夏贵调兵援汉阳；一面遣人至汉阳下游沙武口和阳逻堡，寻找过江渡口。元军下沙武口，围宋军于阳逻堡。同时，阿术领兵西上捣虚，攻占青山矶，阿术、史格、张荣实等力战，获宋军舰只，渡江至南岸。宋军不敌，退至鄂州。十二月十四日，阿速遣人报告过江的消息，伯颜大喜，命步骑数万人急攻阳逻堡，自己也被坚执锐，亲临行阵，指挥诸将，慰问受伤将士。元军无不振奋，以一当十。阳逻堡的宋军却人心瓦解，守将或被俘或战死。夏贵则乘乱逃遁，宋数十万大军，死伤殆尽，元军占领阳逻堡。
阳逻堡又称武矶堡，四面环水，形势险要，为江鄂屏蔽。攻占此堡，直接威胁鄂州的安全。阳逻堡的攻占和渡江的胜利，是元军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胜利。从此，南宋据以苟安的屏障为元军摧毁。江南完全暴露在元军面前。
阳逻堡之战后，伯颜采纳阿术的意见，先取鄂汉，使师有所依，计出万全。于是伯颜南攻鄂州，阿术北攻汉阳。水陆分道并趋鄂汉。宋权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鄂州失去屏蔽，形势孤危。鄂州自两月前守将罢职后，暂由权守张晏然和都统程鹏飞负责，被称为“金汤重镇”的鄂州，此时防守异常薄弱。伯颜派吕文焕等至城下谕降，张晏然、程鹏飞等以城及守军降。伯颜入鄂州，定新附品级；解散宋降兵，使之分隶元军诸将；放遣边民戊卒陷于宋者；遣使入奏渡江之捷；遣军取寿昌粮40万斛为军饷；留阿里海牙等以4万兵行省于鄂州，窥取荆湖。然后，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令阿术先据黄州。
当元军主力包围襄樊之际，淮西行枢密院所在的正阳镇遭到宋将夏贵的攻击，董文炳父子力战坚守，行省参政塔出奋力应援，取得了正阳之战的胜利。两淮战场在保证策应伯颜进取襄樊和顺利渡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除了继续协同伯颜主力军作战外，还需将战线向长江一线推进，与伯颜沿江而下进取下游诸镇和攻入临安的战役合为一体。
年底，伯颜与阿术领大军水陆东下，时宋方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大军以吕文焕为向导，沿江州郡，多望风降附。
至元十二年（宋恭帝赵疆德佑元年，1275）初，宋知黄州陈奕降。接着，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先后降，伯颜留部分蒙古军将与当地守将共守降城，继续东下安庆。在伯颜到达之前，两淮将领董文炳、忽刺出、相威、阿塔海等已先期到达。江州降将范文虎遣使至伯颜营，声称阿塔海等已遣使招降，而他却只愿降于伯颜。于是伯颜令阿术领兵至安庆，他本人则率军到湖口。伯颜承制以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以其侄范友信知安庆府。合荆襄行省与行院兵为一，前往池州。池州都统制张林降。
在沿江诸州郡相继归降后，元世祖忽必烈遣人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降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末，商者就途，士庶辎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以安定降民之心，稳定对已占领地区的统治。
年初，元将刘整死，宋贾似道大喜，遂上表出师。二月，至芜湖。他出师后，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布署作战。首先遣使至伯颜营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要求贾似道亲至军营议。并称“如彼群臣相率纳土归附，即遣使奏闻。若此不从，备尔坚甲利兵，以决胜负”。使者见议和不成，私自乘船逃走。
贾似道建都府于芜湖，先锋孙虎臣率7万人驻丁家渡，夏贵以战舰两千余艘横亘江中，准备迎击元军。伯颜按阿术和诸将的意见，乘胜迎击宋军，他见宋军势盛，决定计取。扬言积薪刍火烧宋军战船，令宋军日夜严备。待其戒备松懈，则由两岸、江中水陆三面进攻，夏贵军受到冲击，率先逃遁。贾似道仓惶失措，鸣金收兵，宋军大溃。董文炳等追孙虎臣至荻港的朱金沙（今安徽繁昌县西），再败其军。阿术指挥李庭等并舟深入，追杀150里，得战舰、军资器杖无数，宋军杀溺而死者，蔽江而下。夏贵逃回庐州，贾似道、孙虎臣奔扬州。13万大军，一时溃散，南宋有生力量损失惨重。
丁家渡之战时，伯颜以偏师一军入饶州（今江西鄱阳），知饶州唐震不屈而死。元军占领宋江南东路重镇，江东残破。
丁家渡之战，宋军胆落，贾似道传檄诸军海上迎驾，入扬州后，放遣元国信使郝经等。丁家渡之战的胜利，使元军得以控制长江天堑，隔断了南宋都城临安与淮西的联系，阻止淮西宋军人援临安，并为元军攻取长江下游诸重镇创造了条件。元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芜湖、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采石镇（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郊）、和州（今安徽和县）、溧阳、镇江。三月初二，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与此同时，留守鄂州的阿里海牙也攻下了寿昌、德安、信阳、岳州（今湖南岳阳）、沙市、江陵、郢州、常德等州郡。忽必烈使廉希宪行省江陵。1275年夏，再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川蜀战场上也取得了占领嘉定、泸州和东川诸郡的战果。伐宋战争进入了最后冲剌的关键时期。伯颜驻军建康城龙湾（南京市下关江边），将建康作为南进基地，派部将唆都入城安抚军民，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在这里休整士马，抚慰新降，筹备粮饷，准备再战，并迅速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四月，派阿术等进兵扬州。阿术遣人劝降，被宋守将李庭芝杀死。阿术占领真州。“造楼橹战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将瓜州建成了防守淮东的元军的大本营。伯颜又采纳行院阿塔海的建议，命人在扬州外围筑栅，阻截宋军入援扬州，也隔断了驻淮宋军渡江南援的通路，进一步控制了长江天堑。
正当大军部署就绪，灭宋之功指日可待之际，北方与东西道诸王的战事吃紧，伯颜奉命北上平叛。当他向忽必烈陈述江南战况后，忽必烈改变了先平叛后灭宋的计划，提升伯颜为中书右丞，阿术为左丞，同意伯颜南返，命其“率诸将直趋临安”。
伯颜取道益都，行视沂州等军垒，调淮东都元帅博罗欢、副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溯淮而进。九月，会师于淮安，亲自指挥了淮安之战，意在夺取该城，控制宋军南援。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未下。
当元军控制了长江，临安处境危急之际，宋廷以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张世杰组织力量，夺取临安外围阵地，小有斩获。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也出兵攻夺扬子桥，力图打通增援扬州的通道。元军奋战，宋军大溃。宋军的反击虽屡被挫败，但张世杰等并不气馁，1275年七月，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索，以示必死。阿术等登山观察，见“舳舻连接，旌旗蔽天”，认为“可烧而走也”。于是“选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经此一战，宋人不复成军。
十一月，伯颜分兵三道，以参政阿剌罕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约日会于临安。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军至常州，宋军坚守顽抗，元军攻占后屠其城，师至元锡，宋遣使求和。元军下襄阳后，曾两次遣使临安谕降，皆为宋军所杀。至此，灭宋方针已定，伯颜不许其降，他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常州失守后，平江迎降，伯颜驻无锡、平江，准备进取临安。董文炳的左翼军招降江阴和活动于长江口韵朱清、张璮率领的劫富济贫不受宋廷招安的水军。
十二月中旬，三路军均迫近临安。左路以庞大的船队占领了澉浦海口，截断了宋廷的海上逃路。右路军占领了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和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德清和安溪（今杭州西北）等地。
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正月，元三路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廷已处于和、守、战均无望的境地，只有投降一路。于是，他们安排陆秀夫、杨镇等护送赵昰、赵昺出逃。太皇太后谢氏与赵疆奉传国玺和降表出降。
为妥善处理宋君臣和城内物资，伯颜下令诸军不许入城，遣人入城安抚军民，严禁杀掠，迅速安定了临安城的社会秩序。同时，清点登记宋朝府库和宫中各类物品，将大批财宝、器物、图籍送往大都。
临安失陷后，南宋残余势力有张世杰、陈宜忠等拥立赵氏二王所建立的逃亡政权；李庭芝、姜才在淮东的势力；马（概）在广西的势力；文天祥在江西的势力和张珏在东川的势力。1276年二月，夏贵以淮西诸郡降。7月，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姜才南下，留朱焕守扬州。庭芝等走后，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庭芝、姜才于泰州，淮东入元。广西静江守将马坻被俘杀，广西入元。1278年，泸州、重庆为元军占领，合州降，巴蜀战事结束。
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元守将响应。湖南抗元势力也乘时而起，在潭州、江西、福建三行省的联合进攻下，失利。江西、湖南战事平。1278年，文天祥入广东，与张世杰、陈宜忠合，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五岭被俘。
宋二王逃出临安后，先后至婺州、温州，1276年五月，陈宜忠、陆秀夫等立赵昰为端宗。十一月，陈宜忠、张世杰奉端宗逃往海上。1277年再逃至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后辗转至秀山（今广东东莞市虎门）、香山（今广东中山市）。1278年春，移至砜州。帝昰死，昺立。六月，移往崖山。
十月，元军数路并进，意在一举消灭南宋这一残余势力。至元十六年（宋赵爵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自潮阳港下海，围张世杰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会弘范于崖山。二月六日，决战开始。张弘范在西、南、北三面包围宋军，李恒围其北、西北，自朝至暮，战未决。傍晚起风，宋军队伍大乱。陆秀夫知大事已去，先沉其妻子，然后抱帝昺入海死，灭宋战争结束。
注释1《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2《元史·世祖纪》。
3《元史·郭侃传》。
4《元史·刘整传》载，至元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下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撒其捍蔽。”
5《元史·史权传》载，至元六年，召至阙下，问以征南之策。对曰：“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郛，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然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
6《元史·世祖纪》至元五年载，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7《元史·阿术传》。
8《元史·刘整传》。
9参见《宋元战争史》、《元史·史天泽传》。
10《元史·世祖纪四》。
《元史·张弘范传》载，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弘范）肘，裹疮见主帅（阿术）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
《元史·张禧传》载：十年，行省集诸将问破襄阳之计策，禧言：“襄樊夹汉江而城。敌人横铁锁、置木橛于水中，今断锁毁橛，以绝其援，则樊城必下。樊城下，则襄阳可图矣。”
《元史·阿里海牙传》称：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
《元史·阿里海牙传》。
《元史·土土哈传》。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
《元史·博尔忽传》。
第三十二章
乃颜、哈丹之乱不王乃颜为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四世孙。斡惕赤斤之后，他的儿子只不接管封地。只不以后，斡惕赤斤的两个孙子塔察儿和阿术鲁先后接管，阿术鲁之后，其子乃颜继立。
古代风景画鉴赏斡惕赤斤的封地在大蒙古国的东北地区，今大兴安岭西麓，即以建忒该山为中心的海拉尔河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他的封地之东再没有蒙古部落，这就使他得以像术赤后王向西扩张一样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成吉思汗分封时，按照幼子守产的习俗，将其母诃额仑的民户、封地与斡惕赤斤分在一起，他们共有民户八千，是东道诸王中最大的兀鲁思。
成吉思汗西征期间，斡惕赤斤奉命留守，得全权处理国事。这时，他的势力可能又向东扩展至大兴安岭以东的塔兀儿河（今洮儿河）和那兀江（今嫩江）一带。世祖初年，斡惕赤斤后王塔察儿首建拥立之功，在忽里勒台上和商讨大事时，又经常站在合罕一边，故其本人和他的家族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东诸侯之长”。他们控制的地区也已到达松花江流域1。塔察儿甚至擅自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由自己管领，这就不能不引起诸王与朝廷的矛盾和争夺。
乃颜继立后，朝廷与斡惕赤斤家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辽东地区有不少宗王营帐，种人杂处其间，恃势相凌，“慊从狗马出，蹂民禾，民厌苦之。”2忽必烈吸取汉地军阀李璮和西北宗王叛乱的教训，对乃颜等东道诸王势九的增长不无戒备。乃颜后期，叛乱的倾向日益明显，与朝廷在辽东的争夺也日益激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3，初治辽阳，不久移至咸平（今辽宁开原）。东京行省设置的目的在于限制东道诸王势力向辽东的扩展，加强朝廷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它必然引起东道诸王的不满与不安。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与海都早有往还的斡惕赤斤后王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又作失都儿），合赤温后王哈丹（合丹、合丹秃鲁干、哈丹秃鲁干、哈答罕）、胜纳合儿（声刺哈儿、胜纳哈儿、胜刺哈等），阴谋发动叛乱。乃颜遣使征东道兵；忽必烈一方面下令诸王不得发兵。一方面遣右丞相伯颜前往观察其动向。伯颜“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驰还白状。”4四月，乃颜起兵叛。
忽必烈决定亲征。并采纳康里侍卫阿沙不花的建议，遣使分化东道诸王。阿沙不花受命游说宗王纳牙。他以乃颜已自归朝廷的假情报通告，纳牙遂不从乃颜反5。于是忽必烈部署亲征。
御史大夫、忙兀人博罗欢分析形势说：“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刺儿、弘吉刺、亦其列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何至上烦乘舆哉？”6但忽必烈希望一举解决东道的问题，以便专力对付海都、都哇，遂决意亲征，并调五诸侯兵与汉将李庭所统汉军扈从。
五月，先遣也先传旨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隶乃颜所部者，禁其往来，毋令乘马持弓矢。继令不鲁合罕总探马赤军三千先行。然后，忽必烈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出发。六月，与叛军将领黄海、塔不台（塔不歹、塔不带）遭遇。双方战于撒儿都鲁（撒里秃鲁）之地。时“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筹划说：“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以计取。彼既亲昵，谁肯尽力，徒废陛下粮饷。四方转输甚劳，臣请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车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7忽必烈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不得不下舆乘马。司农卿铁哥献计称：“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8于是忽必烈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视伺，疑有伏，不敢进。李庭认为“其兵虽多，而无纪律，见车驾驻此不战，必疑有大军在后”，推测叛军当夜将遁去，于是“引壮士十人，持火炮，夜入其阵，炮发，果自相杀，溃散”9。于是命李庭将汉军，玉昔帖木儿将蒙古军，并进。
玉昔帖木儿等至乃颜地，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今哈尔哈河）。选精兵扈驾，与玉昔帖木儿军一起至失刺斡耳朵（失刺，蒙古语“黄”，失刺斡耳朵意为“黄帐”，乃颜的营帐）。随驾的征东行，省右丞、高丽人洪茶丘“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10追击乃颜，获其辎重千余。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人玉哇失与叛王哈丹所领万人战，追至不里都伯塔哈之地（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乃颜集结重兵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追至失列门林（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一带），擒乃颜，忽必烈下令将其处死。叛党魁首既已伏诛，忽必烈回銮，留玉昔帖木儿、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仍马带）、平章政事薛彻坚（薛彻干、薛阁干）等追剿余党，御史大夫博罗欢，钦察将领伯帖木儿，弘吉刺部人帖木儿、忽怜，安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东征左副都元帅兀爱等从。
时，合丹势盛，薛彻坚等多次与战，不能取胜。忽必烈命忽怜前往增援，值薛彻坚等与敌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忽怜以二百人迎敌，败之。哈丹退走猱河（又作恼温江、那兀河、纳兀江、恼木连河等，今嫩江）。御史大夫博罗欢与乃颜将塔不台军战，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敌众，擒其驸马忽伦。与玉昔帖木儿合兵，擒塔不台。玉昔帖木儿麾下钦察将领伯帖木儿、高丽将兀爱等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剌河，追至海刺尔河，又败之。乃颜将金家奴、别不古率众走山前，元军穷追不舍，再战于札刺马秃河，杀其将二人，追至梦可山（蒙可山），擒金家奴。
古代人物图七月，乃颜党诸王势都儿（失都儿）犯咸平，辽东宣慰使塔出遣使驰驿以闻。忽必烈命其领兵一万，与皇子爱牙赤同力备御。时女直、水达达（居住在牡丹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以渔猎为业的部族）官民与乃颜联结，塔出遂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一千五百里，与叛将太撒拔都儿合战。当得知叛将帖哥、抄儿赤等将袭击爱牙赤时，又以数十人击退叛军千余，护爱牙赤渡辽水。乃颜军来袭，塔出射杀其将，击退追兵。驻于懿州。
二十五年（1288），皇孙铁穆耳行边，乃颜余党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攻诸郡，诸王小薛与之相应。皇孙铁穆耳率土土哈、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乃马带）、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阁里帖木儿等奉诏抚诸军进讨。钦察大将土土哈等击败叛王火鲁火孙（又作火鲁哈孙）于兀鲁灰，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又做龟刺儿河，今归流河），奔袭哈丹军。玉昔帖木儿率万户、弘吉刺部人帖木儿，洪茶丘子洪万等自贴列可转战至龟刺儿河、恼木连河（又作纳兀河，今嫩江）。伯帖木儿首战却敌，获其党驸马阿剌浑……至霸郎儿，与忽都秃儿干战，杀其裨将五人，生擒曲先儿。九月，往纳兀河东等处，大败敌军，“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五百余户”。时已隆冬，声言俟春方进，却出其不意，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杀戮殆尽，哈丹秃鲁干遁去。伯帖木儿追哈丹至斡麻站、兀刺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秃八剌哈赤军，转战至帖麦哈必儿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今黑龙江省龙江南），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忽兰叶儿，又与阿秃一日三战，手杀五人，擒裨将一人。至帖揭里，突袭哈丹，挺身陷阵，身中三十余箭而还。兀爱等败敌将古都秃鲁干于斡秃鲁寒。元军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哈丹窜入高丽境，侵挠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
二十六年（1289）正月，哈丹再入辽东，不时整军犯边。二月，攻胡鲁口（今黑龙江省大安北），开元路治中兀颜雅兀格战数日，败其军。四月，朝命塔海发忽都不花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时胜纳合儿响应哈丹，海都又东来欲与东路叛王联兵，渡杭海岭，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再次亲征，海都遁去。伯帖木儿奉命西击海都，行至怯吕连河（克鲁伦河），值拜要叛，移师致讨，擒其党伯颜。薛彻坚与弘吉刺部人忽怜迎击东道叛王，哈丹等退走。东西叛王联兵反叛的危险解除，元军收复和林，以丞相伯颜居守。至此，哈丹的势力被逐出辽东，不得不在高丽境内栖身，并不时窜犯、袭扰辽东，劫夺驿站马匹，扰乱开元、水达达等处蒙、汉、女真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二十七年（1290）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再犯辽东，进攻海阳（今辽宁绥中南），元廷命高丽发耽罗兵干人讨之。四月，又攻海阳。五月，攻开元。八月，平昌政事阁里铁木儿率师与合丹战于瓦法（今吉林省磐石、海龙一带），大破其军。十二月，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彻坚、右丞洪察忽，领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诚，以防合丹兵，博罗欢俘哈丹二妃。元军在北部和西线都作了部署，哈丹的势力被局限在东南一隅，形势更加被动。
二十八年（1291）正月，元军主动出击，彻里帖木儿、伯帖木儿兵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忽必烈又命乃蛮台、薛彻坚等增援，仍以伯帖木儿为先锋。“薛彻坚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逾数日乃麻歹兵至，合攻哈丹，又败之。伯帖木儿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孥，追奔败北，哈丹尚有八骑，伯帖木儿只余三骑，再战，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帖木儿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
三月，乃颜叛将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塔海将兵千人平之。十二月，哈丹大势已去，阁里带与玉昔帖木儿议，请继续增兵，一举平定乃颜余党，遂增辽东平叛兵千五百人。
二十九年（1292），在政府军的强大压力下，从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期议以其分隶诸王、将领，从军自效。东道诸王叛乱彻底平定。
注释1参见叶新民《斡惕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王恽《秋洞集》卷二九，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
3《元史·世祖纪十一》。
4《元史·伯颜传》
5《元史·阿沙不花传》载：乃颜反，诸王纳牙等皆应之。帝问计将安出。（阿沙不花）对曰：“臣愚以为莫若先抚安诸王，乃行天讨，则叛者势自孤也。”帝曰：“善，卿试为朕行之。”即北说纳牙曰：“大王闻乃颜反耶？”曰：“闻之。”曰：“大王知乃颜已遣使自归耶？”曰：“不知也。”曰：“闻大王等皆欲为乃颜外应，今乃颜既自归矣，是独大王与主上抗。幸主上圣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问。然二三大臣不能无惑，大王何不见上自陈，为万全计。”纳牙悦许之。于是诸王之谋皆解。
6《元史·博罗欢传》。
7《元史·叶李传》。
8《元史·铁哥传》。
9《元史·李庭传》。
10《元史·洪茶丘传》。
关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参见姚大力《乃颜之乱杂考》，栽《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元史·伯帖木儿传》。
伯颜伐宋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面临着阿里不哥的挑战，为集中兵力平定阿里不哥，忽必烈遵守与贾似道达成的协议，撤回围鄂的蒙古、汉军，重新部署边境防务。他以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史权为江汉大都督，担任对南宋的防御，拒绝李璮出兵攻宋的建议。并采纳廉希宪“遣信使谕出息兵讲好”的建议1，于4月遣郝经为国信使使宋通好。
贾似道惟恐蒙古使臣的到来会使其谎报军功的实情暴露，遂囚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忽必烈致书宋理宗和贾似道，陈述战和利害，并要求令郝经入见或放还本国，宋廷不应。为了专力对付内乱，忽必烈对宋廷的无礼虽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声言“水陆分道并进，以为问罪之举”2，却并未对宋用兵。由于连续发生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蒙古方面无力再开辟南方战场，不得不采取措施缓和与南宋的矛盾。自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四年（1267）的8年间，蒙宋战场相对平静。
中统初年，李埴曾多次要求出兵，为忽必烈所止。于李璮之乱发生后，宋曾派兵渡淮，夺取了毫、滕（今属山东）、徐、宿、邳等州。而叛乱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夺回了所失的7州4县，并将防线南移。但没有向南宋境内深入。
在川蜀战场，留守的密里火者和乞台不花被廉希宪派去的刘黑马、汪惟正杀死。蒙古军内部的争夺减轻了宋军的防务压力。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之错过了收复失地的良机，相反，宋将的争功和妒贤嫉能，却导致了降宋金将刘整的降蒙。刘整以15郡30万户叛宋降蒙，遭到宋朝的围剿，在蒙古不能大力增援的情况下，退出四川。
由于忽必烈改变了先攻川蜀的方针，四川战场遂呈现出相持态势。
在荆襄战场，忽必烈撒军后，兀良哈台也随即撒出，只留河南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史天泽的汉军，依旧屯田戍守，力量薄弱，也不具备主动进攻的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但是，受到汉将和汉族士人支持的忽必烈，不会放弃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当战胜其夺权对象后，他立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宋。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汉将郭侃在上平宋之策时，就提出了“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的建议3。及刘整入朝，又以先取襄阳为辞，同时建议“造战舰，习水军”4。万户史权也支持这一建议5。忽必烈采纳了上述诸将的建议，改变了以川蜀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选择襄樊作为突破口，将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了荆襄。于是蒙宋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在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采纳汉臣在河南沿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为南下伐宋创造条件。即位后，又将屯田推广到山东、淮北。为解决军粮供应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开辟兵源，整肃军纪，补充战马，积极部署伐宋。
至元四年（1267）八月，兀良哈台子阿术“观兵襄阳”，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5万，马牛5千。军还，被宋军阻截于襄阳西的安阳滩，鏖战后得渡江北归，留一千人于牛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再次大败宋军。这次战役暴露了蒙古军不善水战的弱点，于是请求汉军配合6，为忽必烈接受。
四年冬，襄樊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五年（1268年）九月，阿术等“筑鹿门、新城等堡，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7。刘整“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锋，俘人民八万”8。
六年（1269年），诏史天泽与驸马忽刺前往襄樊前线经划。天泽等见襄阳“城坚池深，必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使其自困”，乃“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9。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百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建立了长期围困、待其困蔽后进兵攻取的基础。
宋军守将吕文焕觉察出蒙古军的意图，认识到这是对襄樊守御的严重威胁，遣人求援。宋军先后三次遣夏贵、范文虎率师应援，皆为蒙古军所败。七年（1270年）冬，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
至元九年（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春，元军向樊城发动总攻。“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七月，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都管张顺、路铃张贵率敢死士3千，轻舟百艘，盐、布等物资支援襄阳，元军阻截失利，战死者无数。于是张贵约驻守郢州的范文虎以5千人进驻龙尾州，夹攻元军，谋泄。元军先占龙尾州，张贵被俘，不屈，死。
入秋，元军致书襄樊守将吕文焕，敦促其投降。吕文焕恃襄樊两城联锁互固，不降。元将张弘范、张禧、阿里海牙等献计先下樊城，再图襄阳。忽必烈批准了切断襄阳援助，先取樊城的作战计划，元军开始了对樊城的总攻。
十年（1273），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5路进攻樊城，命熟悉水性的军士潜入水下，破坏宋军用以护城的木栅、铁锁；回回炮手置炮于城东南助攻；放火烧毁襄阳江岸的宋军战船；然后刘整督战舰至樊城下，五路齐攻，激战十余日，樊城破，元军入城。
宋襄樊守将吕文焕困守孤城五年，多次遣人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始终不把襄樊城守放在心上，而将与妻妾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及至樊城失守，襄阳陷于内无可守之兵，外无援军的困境。二月，元军一面攻城，一面遣使入城招降，吕文焕投降。
西线川蜀战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而使宋方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元军再次攻宋时，重点战场又移至襄樊，使宋朝四川守将得以重新构筑防御设施。襄樊会战期间，元军在川蜀战场没有确定的战略目标，只有少量小规模的骚扰和掠夺。当元军完成对襄樊的包围后，忽必烈命赛典赤、郑鼎、汪良臣、曲立吉思等分别向嘉定、重庆、泸州和涪州进兵，以牵制宋四川守军东下援襄樊，这期间他们征服了建都（建昌，今四川西昌），安定了川西，并袭扰东川，窥视合州。双方在军事上都无大的举措和进展，依然处于相持状态。
江淮战场与荆襄战区关系密切。宋方担任两淮防务的先后是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和淮伯西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吕文福等。元朝方面有蒙古将领唆都、昂吉儿、塔出和汉将董文炳等，他们增兵筑城，设方略、谨斥堠，防止宋军北侵。双方在两淮战场上维持着对峙的形势，只有局部战斗发生。
襄樊的失守，打乱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宋方失去了苟安江南的屏障。这是元军对宋进行全面战略进攻和宋朝全线崩溃直至灭亡的转折点。
襄樊之役后，元朝大举伐宋的时机已经到来。忽必烈就征兵、选将两个问题征询谱将领、大臣的意见。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遭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伯颜为帅。伯颜，蒙古八邻部人，其父晓古台从旭烈兀西征，伯颜在西域长大。至元初，受旭烈兀派遣入朝奏事，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留在自己身边，“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至元七年，为同知枢密院事。
襄樊胜利后，元廷立刻进行全面伐宋的准备。伯颜与史天泽同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又以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既而又按史天泽的意见，将淮西行中书省改为行枢密院，并受荆湖行省节制。同时，大造兵器；以刘整练水军，选战舰；设河南宣尉司，供应荆湖、淮西军需；并相应调整了两川的军事部署。
十一年（1274），元军10万，大举伐宋。六月，诏谕行省和官兵，申明伐宋之由，要求“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等陛辞，帝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为了保证南伐大军在主要战场上的胜利，元军分为两路：右路由伯颜、阿术节度，为进攻主力；左路由博罗欢统领，以博罗欢为中书左丞兼淮东都元帅。一个月内，博罗欢军连下海州、石秋、东海、清河四城。淮西行省参政塔出也率兵进攻安丰、庐、寿等州。在伯颜大军即将渡江之际，忽必烈又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骑2万攻淮安，牵制宋军两淮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的进攻。
九月，右路诸军会师襄阳，分军三路而进。伯颜、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刘整与董文炳驻军正阳镇，筑镇阳两城，夹淮相望。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十万来攻，与董文炳激战。淮东帅李庭芝也为博罗欢所牵制。无力增援郢州。
伯颜、阿术所统的蒙古、汉军，水陆并进，至郢州20里。因郢州城坚粮足，围而不攻，大军绕行郢州下游黄家湾堡抢渡汉江。舍城不攻，顺流而下。十月，与宋郢州守将赵文义、范兴遇，杀赵文义，擒范兴杀之，歼宋兵五百，擒十余人。师次沙洋（郢州南，汉水西岸），招降不成，强攻，破沙洋及其新城。
十一月，进逼复州（今期北沔阳），宋守将翟贵降，伯颜优礼翟贵，令其招谕江陵。然后大军顺流直下鄂、汉佰颜军至复州时，阿术领先头部队已到蔡店（即蔡甸，今湖北汉阳），伯颜宰奎后，与诸将讨论渡江事宜。十二月，至汉口。以汉口江面宽阔，宋军沿江30里皆布有重兵，遂向其周围渡口作试探性进攻，仍不得要领。于是一面以兵围汉口，声言在此渡江。吸引夏贵调兵援汉阳；一面遣人至汉阳下游沙武口和阳逻堡，寻找过江渡口。元军下沙武口，围宋军于阳逻堡。同时，阿术领兵西上捣虚，攻占青山矶，阿术、史格、张荣实等力战，获宋军舰只，渡江至南岸。宋军不敌，退至鄂州。十二月十四日，阿速遣人报告过江的消息，伯颜大喜，命步骑数万人急攻阳逻堡，自己也被坚执锐，亲临行阵，指挥诸将，慰问受伤将士。元军无不振奋，以一当十。阳逻堡的宋军却人心瓦解，守将或被俘或战死。夏贵则乘乱逃遁，宋数十万大军，死伤殆尽，元军占领阳逻堡。
阳逻堡又称武矶堡，四面环水，形势险要，为江鄂屏蔽。攻占此堡，直接威胁鄂州的安全。阳逻堡的攻占和渡江的胜利，是元军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胜利。从此，南宋据以苟安的屏障为元军摧毁。江南完全暴露在元军面前。
阳逻堡之战后，伯颜采纳阿术的意见，先取鄂汉，使师有所依，计出万全。于是伯颜南攻鄂州，阿术北攻汉阳。水陆分道并趋鄂汉。宋权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鄂州失去屏蔽，形势孤危。鄂州自两月前守将罢职后，暂由权守张晏然和都统程鹏飞负责，被称为“金汤重镇”的鄂州，此时防守异常薄弱。伯颜派吕文焕等至城下谕降，张晏然、程鹏飞等以城及守军降。伯颜入鄂州，定新附品级；解散宋降兵，使之分隶元军诸将；放遣边民戊卒陷于宋者；遣使入奏渡江之捷；遣军取寿昌粮40万斛为军饷；留阿里海牙等以4万兵行省于鄂州，窥取荆湖。然后，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令阿术先据黄州。
当元军主力包围襄樊之际，淮西行枢密院所在的正阳镇遭到宋将夏贵的攻击，董文炳父子力战坚守，行省参政塔出奋力应援，取得了正阳之战的胜利。两淮战场在保证策应伯颜进取襄樊和顺利渡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除了继续协同伯颜主力军作战外，还需将战线向长江一线推进，与伯颜沿江而下进取下游诸镇和攻入临安的战役合为一体。
年底，伯颜与阿术领大军水陆东下，时宋方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大军以吕文焕为向导，沿江州郡，多望风降附。
至元十二年（宋恭帝赵疆德佑元年，1275）初，宋知黄州陈奕降。接着，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先后降，伯颜留部分蒙古军将与当地守将共守降城，继续东下安庆。在伯颜到达之前，两淮将领董文炳、忽刺出、相威、阿塔海等已先期到达。江州降将范文虎遣使至伯颜营，声称阿塔海等已遣使招降，而他却只愿降于伯颜。于是伯颜令阿术领兵至安庆，他本人则率军到湖口。伯颜承制以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以其侄范友信知安庆府。合荆襄行省与行院兵为一，前往池州。池州都统制张林降。
在沿江诸州郡相继归降后，元世祖忽必烈遣人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降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末，商者就途，士庶辎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以安定降民之心，稳定对已占领地区的统治。
年初，元将刘整死，宋贾似道大喜，遂上表出师。二月，至芜湖。他出师后，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布署作战。首先遣使至伯颜营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要求贾似道亲至军营议。并称“如彼群臣相率纳土归附，即遣使奏闻。若此不从，备尔坚甲利兵，以决胜负”。使者见议和不成，私自乘船逃走。
贾似道建都府于芜湖，先锋孙虎臣率7万人驻丁家渡，夏贵以战舰两千余艘横亘江中，准备迎击元军。伯颜按阿术和诸将的意见，乘胜迎击宋军，他见宋军势盛，决定计取。扬言积薪刍火烧宋军战船，令宋军日夜严备。待其戒备松懈，则由两岸、江中水陆三面进攻，夏贵军受到冲击，率先逃遁。贾似道仓惶失措，鸣金收兵，宋军大溃。董文炳等追孙虎臣至荻港的朱金沙（今安徽繁昌县西），再败其军。阿术指挥李庭等并舟深入，追杀150里，得战舰、军资器杖无数，宋军杀溺而死者，蔽江而下。夏贵逃回庐州，贾似道、孙虎臣奔扬州。13万大军，一时溃散，南宋有生力量损失惨重。
丁家渡之战时，伯颜以偏师一军入饶州（今江西鄱阳），知饶州唐震不屈而死。元军占领宋江南东路重镇，江东残破。
丁家渡之战，宋军胆落，贾似道传檄诸军海上迎驾，入扬州后，放遣元国信使郝经等。丁家渡之战的胜利，使元军得以控制长江天堑，隔断了南宋都城临安与淮西的联系，阻止淮西宋军人援临安，并为元军攻取长江下游诸重镇创造了条件。元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芜湖、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采石镇（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郊）、和州（今安徽和县）、溧阳、镇江。三月初二，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与此同时，留守鄂州的阿里海牙也攻下了寿昌、德安、信阳、岳州（今湖南岳阳）、沙市、江陵、郢州、常德等州郡。忽必烈使廉希宪行省江陵。1275年夏，再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川蜀战场上也取得了占领嘉定、泸州和东川诸郡的战果。伐宋战争进入了最后冲剌的关键时期。伯颜驻军建康城龙湾（南京市下关江边），将建康作为南进基地，派部将唆都入城安抚军民，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在这里休整士马，抚慰新降，筹备粮饷，准备再战，并迅速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四月，派阿术等进兵扬州。阿术遣人劝降，被宋守将李庭芝杀死。阿术占领真州。“造楼橹战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将瓜州建成了防守淮东的元军的大本营。伯颜又采纳行院阿塔海的建议，命人在扬州外围筑栅，阻截宋军入援扬州，也隔断了驻淮宋军渡江南援的通路，进一步控制了长江天堑。
正当大军部署就绪，灭宋之功指日可待之际，北方与东西道诸王的战事吃紧，伯颜奉命北上平叛。当他向忽必烈陈述江南战况后，忽必烈改变了先平叛后灭宋的计划，提升伯颜为中书右丞，阿术为左丞，同意伯颜南返，命其“率诸将直趋临安”。
伯颜取道益都，行视沂州等军垒，调淮东都元帅博罗欢、副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溯淮而进。九月，会师于淮安，亲自指挥了淮安之战，意在夺取该城，控制宋军南援。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未下。
当元军控制了长江，临安处境危急之际，宋廷以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张世杰组织力量，夺取临安外围阵地，小有斩获。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也出兵攻夺扬子桥，力图打通增援扬州的通道。元军奋战，宋军大溃。宋军的反击虽屡被挫败，但张世杰等并不气馁，1275年七月，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索，以示必死。阿术等登山观察，见“舳舻连接，旌旗蔽天”，认为“可烧而走也”。于是“选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经此一战，宋人不复成军。
十一月，伯颜分兵三道，以参政阿剌罕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约日会于临安。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军至常州，宋军坚守顽抗，元军攻占后屠其城，师至元锡，宋遣使求和。元军下襄阳后，曾两次遣使临安谕降，皆为宋军所杀。至此，灭宋方针已定，伯颜不许其降，他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常州失守后，平江迎降，伯颜驻无锡、平江，准备进取临安。董文炳的左翼军招降江阴和活动于长江口韵朱清、张璮率领的劫富济贫不受宋廷招安的水军。
十二月中旬，三路军均迫近临安。左路以庞大的船队占领了澉浦海口，截断了宋廷的海上逃路。右路军占领了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和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德清和安溪（今杭州西北）等地。
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正月，元三路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廷已处于和、守、战均无望的境地，只有投降一路。于是，他们安排陆秀夫、杨镇等护送赵昰、赵昺出逃。太皇太后谢氏与赵疆奉传国玺和降表出降。
为妥善处理宋君臣和城内物资，伯颜下令诸军不许入城，遣人入城安抚军民，严禁杀掠，迅速安定了临安城的社会秩序。同时，清点登记宋朝府库和宫中各类物品，将大批财宝、器物、图籍送往大都。
临安失陷后，南宋残余势力有张世杰、陈宜忠等拥立赵氏二王所建立的逃亡政权；李庭芝、姜才在淮东的势力；马（概）在广西的势力；文天祥在江西的势力和张珏在东川的势力。1276年二月，夏贵以淮西诸郡降。7月，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姜才南下，留朱焕守扬州。庭芝等走后，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庭芝、姜才于泰州，淮东入元。广西静江守将马坻被俘杀，广西入元。1278年，泸州、重庆为元军占领，合州降，巴蜀战事结束。
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元守将响应。湖南抗元势力也乘时而起，在潭州、江西、福建三行省的联合进攻下，失利。江西、湖南战事平。1278年，文天祥入广东，与张世杰、陈宜忠合，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五岭被俘。
宋二王逃出临安后，先后至婺州、温州，1276年五月，陈宜忠、陆秀夫等立赵昰为端宗。十一月，陈宜忠、张世杰奉端宗逃往海上。1277年再逃至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后辗转至秀山（今广东东莞市虎门）、香山（今广东中山市）。1278年春，移至砜州。帝昰死，昺立。六月，移往崖山。
十月，元军数路并进，意在一举消灭南宋这一残余势力。至元十六年（宋赵爵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自潮阳港下海，围张世杰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会弘范于崖山。二月六日，决战开始。张弘范在西、南、北三面包围宋军，李恒围其北、西北，自朝至暮，战未决。傍晚起风，宋军队伍大乱。陆秀夫知大事已去，先沉其妻子，然后抱帝昺入海死，灭宋战争结束。
注释1《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2《元史·世祖纪》。
3《元史·郭侃传》。
4《元史·刘整传》载，至元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下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撒其捍蔽。”
5《元史·史权传》载，至元六年，召至阙下，问以征南之策。对曰：“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郛，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然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
6《元史·世祖纪》至元五年载，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7《元史·阿术传》。
8《元史·刘整传》。
9参见《宋元战争史》、《元史·史天泽传》。
10《元史·世祖纪四》。
《元史·张弘范传》载，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弘范）肘，裹疮见主帅（阿术）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
《元史·张禧传》载：十年，行省集诸将问破襄阳之计策，禧言：“襄樊夹汉江而城。敌人横铁锁、置木橛于水中，今断锁毁橛，以绝其援，则樊城必下。樊城下，则襄阳可图矣。”
《元史·阿里海牙传》称：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
《元史·阿里海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