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兴元年（1022），年幼的仁宗即位，刘皇后成了大权在握的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刘老太太到底是妇道人家，国家大事操心的不多，为自家事考虑的却不少，但凡亲属和亲近的人都要照顾，老熟人张耆自然不例外。为了报答张耆早年的供养之恩，时隔三年多，刘太后便将张耆提拔为枢密使，让他做了最高军事首脑，附加给的官衔也是一个比一个高，包括邓国公的高爵。另外，还在开封城内为其建造了一座庞大的府宅，内中竟有多达七百余间的房屋。然而，张耆这样一个凭借攀附关系登上军界高位的将帅，既无足可称道的战功可言，又对国防无任何建树，只会坐享厚禄，在中枢充当木偶而已。
张耆发达后，曾奏请刘太后恩准，在府邸设宴招待诸位大臣。白日席间，场面之奢华、菜肴之丰盛自不必说，到了晚上还不尽兴，又撑起彩绸帷幔遮挡周遭，高燃红烛，恰如白昼一般，再令美女劝酒，如此殷勤不休。时间久了，来客都惊讶夜色何以不尽，等到撤去帷幔，已是次日晚间。这当然是撑脸的事，意在炫耀显贵，还有表露自己与太后关系特殊的意思。但据《宋史》本传记载，他虽然富甲一方，生性其实极为吝啬，尤其是对自己家人。他在家中竟设置店铺，家人、奴婢所需日用百货，都要在自家的店里购买，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还懂得一些医术，所以又亲自为府内人员切脉看病，并出售药材，所谓欲钱不出也。如此做派，也难怪遭到士人的耻笑，宰相王曾便公然当着太后的面轻蔑地称呼张耆为一赤脚健儿，即是将他视为一介兵丁。
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后，张耆才离开枢密院，以护国军节度使的身份出判许州（今河南许昌），之后历任六州长官，改封徐国公。最终，张耆在安佚富盛逾四十年之后寿终正寝。张耆死后，朝廷特赠以太师兼侍中的高官，但礼官们没有忘记给他选定了略含贬义的谥号荣僖。像张耆这样一个庸人，坐镇枢密院多年，在今人眼里真是匪夷所思，在专制王朝时代倒不稀奇，因为当年的同类者还大有人在，比如杨崇勋其人。
杨崇勋出身军人世家，早年与张耆一样，都在东宫追随过做太子时的真宗，故两人算是老相识、老伙伴。但他与张耆还是有所不同，他当年干的是卫士的事，不如张耆更贴近主子，另外与刘皇后也没有特殊关系，故升迁不如张耆那般神速。但不管怎么说，杨崇勋还是要比大多数人幸运，在真宗称帝后逐渐受到重用，短短十余年间便官至客省使兼领群牧使，加授防御使衔，也算高级武官。
杨崇勋较张耆心眼多，大约更急功近利些，故敢做些阴险投机的勾当。真宗晚年多病，时常神志不清，此时宰相寇准与枢密使丁谓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丁谓背后有刘皇后支持，这就为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风云变幻之际，杨崇勋迅速做出选择，站在了分量更重的丁谓和刘皇后一边。他密告寇准与宦官谋划拥立太子称帝，也就是图谋政变，为整垮寇准提供了口实，从而获取得势者的赏识，并得到超授观察使官衔的犒赏。仁宗初年，刘太后当权，杨崇勋自然受到提拔，历仕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等重要军职，跻身禁军主要统帅行列，并获得节度使头衔，先后在河北等地坐镇统军。就此而言，杨崇勋虽然与张耆都属于攀附上来的人，亦没有什么军功，但品行更为恶劣。
明道元年（1032），杨崇勋出任枢密使。说起来，他之所以也能与张耆一样担当此要职，还在于刘太后的提携。据说，刘太后对已经成年的仁宗皇帝说：先帝最信任杨崇勋，称道他可任大事，于是遂有这一升迁任命。真宗是否说过此话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依旧垂帘听政的老人家金口一开，谁敢不听？然而，杨崇勋除了曾在协助刘太后打击政敌寇准的活动中有过突出表现外，从其以往的经历上看不出有什么可任大事的记录，以后直至其死去，也未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倒是他喜好中伤他人的毛病相当有名，他经常利用私下入奏的机会揭发人之长短，故令人畏惧，令人生厌，因此偶尔也会遭遇点难堪。
当年杨崇勋任禁军大帅时，一次雨后应召赴中书议事，他满不在乎穿着带泥的靴子就要登堂，还是那位宰相王曾一瞧其举动，便不客气地阻止他继续向前，更不按常礼让座。想必杨崇勋颇为尴尬，只得在堂下汇报，然后悻悻退出。翌日，王丞相立即上奏弹劾他无礼。但王曾还算宽厚，理解武夫生性粗鲁，不知朝廷之仪，所以随之又入宫请求释免其罪。不过物以类聚，也有个别大臣眼见他与宫闱关系过从甚密，主动与他交往，昏老的宰臣张士逊便是一位。一日，朝廷举行一项隆重的礼仪活动，张士逊竟糊涂地跑到杨崇勋家园子里喝酒，一个是宰相，一个是枢密使，宾主俩一时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这下惹来麻烦。事后，御史弹劾他们醉酒误事，有失体统，他俩当即遭到罢官处分。此时，刘太后已死，杨崇勋失去靠山，被打发到地方衙门，不过他同样也拿到使相的丰厚待遇，不影响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以后，当辽朝以武力要挟宋朝增加岁币时，他主动请缨，遂被朝廷选为大将出镇河北要地定州（今河北定州）。但他上任后，昏老无能，惹得上下不满，所以不久又被调回内地。再往后，他因为受到不肖之子贪污罪行的牵连，才被勒令退休。庆历五年（1045），年老的杨崇勋病死，朝廷考虑其生前的地位，依照规矩特赠给太尉官衔，谥号则为恭毅，稍好于张耆。当日，史家在记述其死事时，没有忘记将其脾性及生前的一件趣事告诉后世：性贪鄙，曾役使属下士兵为自己打造木偶戏人，然后把这些木偶涂抹成红白两色，运往京师市场出售获利。真是贪心的本性难改，连大臣体面都不要。
张耆发达后，曾奏请刘太后恩准，在府邸设宴招待诸位大臣。白日席间，场面之奢华、菜肴之丰盛自不必说，到了晚上还不尽兴，又撑起彩绸帷幔遮挡周遭，高燃红烛，恰如白昼一般，再令美女劝酒，如此殷勤不休。时间久了，来客都惊讶夜色何以不尽，等到撤去帷幔，已是次日晚间。这当然是撑脸的事，意在炫耀显贵，还有表露自己与太后关系特殊的意思。但据《宋史》本传记载，他虽然富甲一方，生性其实极为吝啬，尤其是对自己家人。他在家中竟设置店铺，家人、奴婢所需日用百货，都要在自家的店里购买，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还懂得一些医术，所以又亲自为府内人员切脉看病，并出售药材，所谓欲钱不出也。如此做派，也难怪遭到士人的耻笑，宰相王曾便公然当着太后的面轻蔑地称呼张耆为一赤脚健儿，即是将他视为一介兵丁。
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后，张耆才离开枢密院，以护国军节度使的身份出判许州（今河南许昌），之后历任六州长官，改封徐国公。最终，张耆在安佚富盛逾四十年之后寿终正寝。张耆死后，朝廷特赠以太师兼侍中的高官，但礼官们没有忘记给他选定了略含贬义的谥号荣僖。像张耆这样一个庸人，坐镇枢密院多年，在今人眼里真是匪夷所思，在专制王朝时代倒不稀奇，因为当年的同类者还大有人在，比如杨崇勋其人。
杨崇勋出身军人世家，早年与张耆一样，都在东宫追随过做太子时的真宗，故两人算是老相识、老伙伴。但他与张耆还是有所不同，他当年干的是卫士的事，不如张耆更贴近主子，另外与刘皇后也没有特殊关系，故升迁不如张耆那般神速。但不管怎么说，杨崇勋还是要比大多数人幸运，在真宗称帝后逐渐受到重用，短短十余年间便官至客省使兼领群牧使，加授防御使衔，也算高级武官。
杨崇勋较张耆心眼多，大约更急功近利些，故敢做些阴险投机的勾当。真宗晚年多病，时常神志不清，此时宰相寇准与枢密使丁谓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丁谓背后有刘皇后支持，这就为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风云变幻之际，杨崇勋迅速做出选择，站在了分量更重的丁谓和刘皇后一边。他密告寇准与宦官谋划拥立太子称帝，也就是图谋政变，为整垮寇准提供了口实，从而获取得势者的赏识，并得到超授观察使官衔的犒赏。仁宗初年，刘太后当权，杨崇勋自然受到提拔，历仕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等重要军职，跻身禁军主要统帅行列，并获得节度使头衔，先后在河北等地坐镇统军。就此而言，杨崇勋虽然与张耆都属于攀附上来的人，亦没有什么军功，但品行更为恶劣。
明道元年（1032），杨崇勋出任枢密使。说起来，他之所以也能与张耆一样担当此要职，还在于刘太后的提携。据说，刘太后对已经成年的仁宗皇帝说：先帝最信任杨崇勋，称道他可任大事，于是遂有这一升迁任命。真宗是否说过此话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依旧垂帘听政的老人家金口一开，谁敢不听？然而，杨崇勋除了曾在协助刘太后打击政敌寇准的活动中有过突出表现外，从其以往的经历上看不出有什么可任大事的记录，以后直至其死去，也未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倒是他喜好中伤他人的毛病相当有名，他经常利用私下入奏的机会揭发人之长短，故令人畏惧，令人生厌，因此偶尔也会遭遇点难堪。
当年杨崇勋任禁军大帅时，一次雨后应召赴中书议事，他满不在乎穿着带泥的靴子就要登堂，还是那位宰相王曾一瞧其举动，便不客气地阻止他继续向前，更不按常礼让座。想必杨崇勋颇为尴尬，只得在堂下汇报，然后悻悻退出。翌日，王丞相立即上奏弹劾他无礼。但王曾还算宽厚，理解武夫生性粗鲁，不知朝廷之仪，所以随之又入宫请求释免其罪。不过物以类聚，也有个别大臣眼见他与宫闱关系过从甚密，主动与他交往，昏老的宰臣张士逊便是一位。一日，朝廷举行一项隆重的礼仪活动，张士逊竟糊涂地跑到杨崇勋家园子里喝酒，一个是宰相，一个是枢密使，宾主俩一时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这下惹来麻烦。事后，御史弹劾他们醉酒误事，有失体统，他俩当即遭到罢官处分。此时，刘太后已死，杨崇勋失去靠山，被打发到地方衙门，不过他同样也拿到使相的丰厚待遇，不影响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以后，当辽朝以武力要挟宋朝增加岁币时，他主动请缨，遂被朝廷选为大将出镇河北要地定州（今河北定州）。但他上任后，昏老无能，惹得上下不满，所以不久又被调回内地。再往后，他因为受到不肖之子贪污罪行的牵连，才被勒令退休。庆历五年（1045），年老的杨崇勋病死，朝廷考虑其生前的地位，依照规矩特赠给太尉官衔，谥号则为恭毅，稍好于张耆。当日，史家在记述其死事时，没有忘记将其脾性及生前的一件趣事告诉后世：性贪鄙，曾役使属下士兵为自己打造木偶戏人，然后把这些木偶涂抹成红白两色，运往京师市场出售获利。真是贪心的本性难改，连大臣体面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