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准四点钟开票,票匦四周,十六名检票员团团围住,实际上议员与旁听者,只能听到唱票,不能看到开票。
    “曹锟!”
    唱完一票,随手交到旁边。保管选票的人姓张,是议院庶务科的一名科员,此人精于赌博,牌九摇摊、麻将扑克,门门皆精,有人说他是一名“郎中”,这话看起来不假,因为唱的这一票,明明是开玩笑的孙美瑶——临城大劫案的土匪头目,但故意唱作“曹锟”,是彼此商量好的,等将选票递了给他,也不知怎么一个手法,那张选票不翼而飞了。当然,另外补上一张“正确”的选票,并不费手脚。
    于是一路下来,都是“曹锟、曹锟、曹锟”,间或有“孙文”“唐继尧”,开到一百张以外,秘书长郑林皋拉了此人一下,于是唱出一张:“废票!”
    “慢慢!”有人大叫,“不能光唱废票,把票上的字唱出来。”
    废票上写的是,盖在支票骑缝上的图章“三立斋”三字,似乎不便照唱,于是秘书长郑林皋,想好一套说法,请吴景濂以主席的身份宣布。
    “废票之作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不便、不必亦不能唱票,譬如废票上乱七八糟涂了些不成文字的符号,请问如何唱法?现在请检票员鉴定,确为废票。至于如何作废,回头请议员同人来看了就知道了。现在继续开票,不必为废票问题耽搁宝贵的时间。”
    话一说完,大选派的议员纷纷鼓掌,表示支持,唱票员便接着高唱:“曹锟、曹锟、曹锟……”
    一直唱了两个钟头,开票完毕。人多手杂之际,一沓预先填好“曹锟”名字的选票,很容易地添了进去,由检票员一一计算,很快地有了结果。
    吴景濂将议事槌敲了两下,等嘈杂的人声静了下来,才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高声说道:“现在宣布开票结果:实发选票五百九十张,收回五百八十八张,除废票十二张以外,有效选票为五百七十六张,曹锟得票四百八十张,依法当选为大总统。”
    此言一毕,大选派议员大声喝彩,拼命鼓掌,同时院外的几串一万响的爆竹大鸣。但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议员或旁听者,感觉上如释重负,有种遇赦出狱的喜悦。
    当然,兴奋的大有人在,第一个是吴景濂,回到办公室,提起笔来先拟贺电:“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正写到此处,副议长张伯烈闯了进来,便又加了他的名字,署名是“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谢天谢地,总算过关了。”张伯烈说,“刚才郑秘书长跟我说,这一趟的出力人员,应该从优奖励,而且越快越好。他自己不便说,托我转言。议长看,应该怎么办?”
    “当然应该奖励。”吴景濂想了一下说,“加发半个月薪水如何?”
    “是不是太少了一点?”张伯烈又说,“同时也应该论功行赏。”
    “只要经费有着落,加两个月也可以。无奈——”
    “不!”张伯烈打断他的话说,“院里的经费是有预算的,一文也不能加。我听郑秘书长的意思,是认为保定方面应该有所表示。”
    “这,”吴景濂有些踌躇,“似乎应该让他们自己有所表示,咱们去要,是不是显得太小气了些?”
    张伯烈心里冷笑,吴景濂为自己的利益,老早就穷凶极恶地开了条件,为属下却退缩了,明明是讨好人家,委屈自己。
    张伯烈寻思,要皮里阳秋说他几句,让他知道天下不只有他一个是聪明人。但已来了一班议员,就不便再说了。
    这班议员自然是大选派。他们都知道,吴景濂这回大卖力气,什么事拍胸一口应承,大有越过直系要角,而以曹大总统第一“功臣”自居之慨,目的就在阁揆一席;而直系亦似乎默认应以组阁酬庸吴景濂。既然如此,岂可怠慢?一个个笑容满面的,道劳的道劳,道贺的道贺。道劳答以“不敢当”,道贺就很难置答了,想一想,只好说一语:“是曹家的喜气,与我何干?”
    “怎么不相干。”有个姓方的议员,外号“大炮”,心直口快,“莲公为曹家建此殊勋,应该‘分茅裂土’,封作‘一字并肩王’,怎么不是喜事?”
    “一字并肩王”就是副总统。另有人说:“我们来拥戴莲公‘备位储贰’如何?”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吴景濂心想:曹锟的副总统应该是开府洛阳的吴佩孚。这句玩笑话传到洛阳,让吴佩孚起了误会,以为夺他的进身之阶,这个怨可结不得,因而复又正色说道:“诸公如果爱护景濂,千万别说这种无意义的话!”
    原是一句笑话,不道他看得如此严重,未免有些扫兴。方大炮掉头就走,使得局面越觉尴尬,幸好高凌蔚派人来请吴景濂议事,才解消了僵局。但身历其境的人,回想到他平时咄咄逼人的作风,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与其拥护此人,不如打倒此人。
    高凌蔚请吴景濂去商量两件事,一件是赍送大总统当选证书的人选。保派核心分子希望由两院议长为代表,但王家襄既未参加投票,肯不肯充任此一类似“劝进”的专使,颇成疑问。因此,只好做成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王家襄不愿,由众院正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去一趟保定。
    另一件事就大煞风景了。有个众议员叫邵瑞彭,将拿到的支票,拿到天津用珂罗版印了出来,分送各报馆,同时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了一状,被告是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一共四人。
    事由当然是告他们进行贿选。状子中说直系自“国会恢复以来,以遥制中枢、联结疆吏、四方搜刮、筹集选费为第一步;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伕马为第二步;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为第三步;以速办大选、定期兑付、诱取投票为第四步。近月以来,高凌霨、吴景濂、边守靖、王毓芝等与三五不肖武人,假甘石桥房屋组织买票机关,估定票价,传闻每票自五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竟公然发出通知,召集在京议员五百余人至甘石桥俱乐部,表面称为有事谈话,实则发给支票”。接下来,便陈述支票的出票人、兑付银行等等,附上影印的支票,作为证据。
    由于邵瑞彭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去拜访检察长,一见了面,当场递上状子,使得检察长无法闪避,只有“求援”了。
    “求援”其实也是请示。一个电话打给保派嫡系的司法总长程克,报告其事,程克答说:“状子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能不能驳回。”
    “驳是能驳,不过舆论会攻击。”
    “舆论几个钱一斤?”程克在电话中激励,“你别怕!只要把这件案子驳回了,我保你升官。”
    驳这件案子就能升官,相对地如果受理这件案子,可能就会丢官。权衡利害得失,这个检察长,决定亲自来处理此案。
    于是在会客室开侦查庭,隔着长桌,相向而坐,书记官另据一张小桌做笔录。姓名、年龄、籍贯当然不必问了。
    “邵议员,”检察长问说,“你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没有?”
    “没有。”
    “你是大总统的选举人?”
    “是的。”
    “那么,你选谁呢?”
    邵瑞彭一愣,也有些不高兴了,便即问说:“这与案情有关吗?”
    “你不回答也不要紧。”检察长说,“邵议员既然没有竞选大总统,那么随便选出谁来,对你都没有损害,是不是?”
    一听话风不妙,邵瑞彭便说:“当然有。”
    “请你具体指陈。”
    “贿选出来的大总统,一定卖官鬻爵括地皮,才能把本钱捞回;这一来整个国家受害。我是国民一分子,当然蒙受损失。”
    检察长笑了,“邵议员,脱离我现在职务上的立场,我充分同情你的看法。可是,”他收敛了笑容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属于司法的范围。司法要讲具体事实与证据。邵议员如果竞选大总统,而有人贿选,妨害了你当选的机会,才有损害之可言。现在邵议员并无损害,就不是利害关系人,当事人不适格,本案无法受理。”
    不说“驳回”而说“无法受理”,措辞虽很婉和,却仍惹起了邵瑞彭冲天的怒火。这个检察长很厉害,见此光景,先发制人。
    “邵议员,请冷静!这里看来是会客室,实际是法庭。”说着,向门外看了一眼。
    门外有两名法警站着,邵瑞彭悚然心惊,检察长已经作了暗示,如果“咆哮公堂”,在法律上名为“藐视法庭”,亦可安上“妨害公务”的罪名,法官有权当庭收押,这个眼前亏可不能吃。
    于是他将一腔怒火压了下来,冷静地想了一下说:“我如果改为检举呢?”
    “检举什么?”
    “检举被告妨害大选。请问检察长,受理不受理?”
    “这是公诉罪名,当然受理。不过,”检察长问,“证据呢?”
    “咦!”邵瑞彭指着支票影本说,“这不是?”
    “这不是!”检察长信口而答,“你虽收到‘洁记’支票,据说出票人是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可是你无法证明这张支票是行贿的款子。”
    “你可以传出票人来问。”
    “我不能贸然出传票。如果他到庭说是私人债务,问我何以认定是贿款。我没有话回答,传他就成了滥用职权了。”
    邵瑞彭为之气结,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检察长,我们平心静气谈一谈,好不好?”
    “好!我离开职务的立场来谈。”检察长回头对书记官说,“现在是暂时退庭休息,私人谈话,不列入笔录。”
    邵瑞彭看他步步为营,知道搞不过他,但灵机一动,认为出气不成问题,心境暂告平静了。
    “这几天报上连篇累牍,登的都是贿选新闻。请问老兄,你真的认为‘卖布总统’当选是干净的吗?”
    “不,不!”检察长大为摇头,“我跟你的看法一样。”
    “既然如此,你何不主动发挥你的职权?”
    “我没有立场。公诉罪名,也要有人检举,检举要看证据。邵议员,物证不足,用人证来补充。你能不能找一个证人?”
    “要怎样的证人?”
    “当然是能证明他们行贿的人。譬如另外受了贿的议员。”
    “既然受了贿,怎么肯出面作证?”
    “那就没法子了。”检察长双手一摊,满脸无奈的神情。
    “我就不相信,司法的力量,不能纠正这么严重的缺点。”
    “司法不是万能的。”检察长又说,“其实,倒是国会议员应该自己检讨,如果不受财,国家岂不是就不会受到损失了吗?”
    邵瑞彭默然,想想也不错,其实第一被告是受贿人,行贿人应该是第二被告。放过第一被告,告第二被告,岂非本末倒置。
    就这时候,法警进来请检察长去听电话。这一听了回来,态度就不同了。
    “邵议员,你把案子撤回去!”
    是命令式的语气,邵瑞彭大感不悦,冷冷地问:“不撤呢?”
    “不撤就宣布不受理。”
    检察长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是由于接了一个电话而来的。司法总长程克叫人告诉他,邵瑞彭是勒索,他曾向甘石桥俱乐部表示,至少要送他两万元,否则他将以支票影本为证据,提出控诉。甘石桥俱乐部一查,支票已经兑现。换句话说:邵瑞彭是纳了贿以后,又控告行贿的人。这种做法太无耻,连江湖黑道中人都不如。因此,关照检察长,对邵瑞彭不必客气。
    当然,这是片面之词,是否可信,犹成疑问。不过检察长既有命令,自亦无须顾忌,因而态度大改,使得邵瑞彭大为光火。
    “我不撤回,你宣布驳回好了!”他决定骂一顿出口气,“你什么东西,直系御用的走狗!”
    检察长勃然变色,指着邵瑞彭说:“你太不自爱了!我非扣押你不可!”
    “你凭什么?”
    “你藐视法庭,是现行犯,我就有权采取法律行动。”检察长向门外喊道,“法警呢?”
    法警应声进门,一个手里还持着所谓“戒具”,邵瑞彭如果拒捕,便不客气要上手铐。
    哪知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提醒你,此时此地,不是法庭。你刚才关照书记官,私人谈话,不做笔录。现在还是退庭休息的时候,我并不构成如你所诬控的‘藐视法庭’罪。不错,我骂过你,你是‘直系御用的走狗’,这算是公然诽谤,或者公然侮辱,请你提出控告。我再说一句,请你去告!王八蛋,你去告!我接着你的!”说完,扬长而出。
    检察长目瞪口呆,法警自然懂法律常识,没有法官下令,去拦阻这个议员,便是妨害自由,所以也只好眼睁睁地目送他离去。
    邵瑞彭官司没有打成,总算出了胸头一口恶气,所以昂首掉臂而行,神气得很。走到门口,遇见一个姓钱的熟人,也是地方检察厅的法官之一,劈面相逢,两人都站住了脚。
    “邵议员,你来有何贵干?”
    “噢,老钱,”邵瑞彭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把你们的检察长骂了。”
    “这,”钱法官说,“你骂了我们的检察长,跟我道歉干什么?这且不说,要问问你,为什么骂他?”
    “我来告状,他不准也还罢了,态度恶劣。”接着,他将经过情形为钱法官说了一遍,到得意之处,忍不住哈哈大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钱法官低声说道,“我们检察长,已听上司的话,完全不记得自己的立场,宜乎受辱。”
    邵瑞彭心想,民意代表亦有一个“顶头上司”:袁大头。
    “事情是过去了,不过耳目不能不遮。”高凌霨说,“这一次反对派最大的借口是,先修宪,有了宪法,再产生总统。现在大总统是有了,缺少一部宪法,面子上似乎不好看。莲伯兄,你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吴景濂想了一下,喜滋滋地说:“不要紧!我亲自去送大总统当选证书,将一部三读通过的宪法带了去。这样,总可以交代了吧?”
    “行吗?”高凌霨大惑不解,“大总统已定十月十日就职,怎么来得及?”
    “包你来得及,不过要增加‘出席费’。我在三天之内,就把宪法‘炮制’出来。”
    议员出席费每人每天一百元,以出席五百五十人计算,不过五万五千元,三天一共十六万五千,问题不大。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拨特别预算十七万,你把宪法‘炮制’。”
    于是吴景濂复回议院,找秘书长郑林皋来商量,决定开两天会——初读已经进行过了,只开二读会跟三读会,预计出席四百人,浮报一百多,“凑足”了法定人数,出席费大概要发八万元,多下的九万元分配给各社团的负责人,作为快马加鞭“炮制”宪法的酬劳。
    连夜发通知,十月六日上午十点半开会,只是读了一遍,主席问说:“有无异议?”
    “通过、通过!”大选派鼓掌叫嚣,遮没了反对派的声浪,接着一哄而散。
    到得十月七日,在广州的革命领袖孙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国民党亦发表宣言申讨。孙大元帅又分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要求采取一致行动。见此光景,有些议员内疚神明,不敢出席,以致流会。
    这一下吴景濂着慌了,亲自出马,多方游说。到十月八日不管人数多少,捏造记录,草草三读通过了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的中华民国“宪法”。晚报上立刻出现了“曹氏宪法”的字样。
    但吴景濂对嬉笑怒骂一概置之不闻不问,带着桐木匣、古锦套、宣纸朱丝格,外镶蜜色绫边的大总统当选证书,专车到达天津。曹锟派他的胞弟,前直隶省长曹锐在车站迎接,同车到达曹家花园,但见里外张灯结彩,军警都穿着簇新的制服,岗哨布得老远,另外还有两班军乐队,等着在呈献证书时,奏乐志庆。
    等吴景濂一到,军乐队敲起洋鼓洋乐,接他进门,门外噼里啪啦鞭炮大作。二门之前,原有一道屏门,这天临时撤除,所以从大门一直可望到厅堂,通过一条甬道,只见曹锟降阶相迎,穿的是蓝袍黑褂,左胸缀一朵极大的红花,科头无帽,这副形象在吴景濂却还初见。
    原来他的穿戴,事先亦经过一番争议,最初的构想是穿大礼服,但有人提醒:接到当选证书穿大礼服,那么就职该穿什么?问得有理,此议撤销。
    有人说是外国君主如德皇、英皇、日皇,以及欧洲好些王国、公国的元首兼陆海军元帅,在官式场面中都着军服,此说亦通,不过在家穿起全副装备的戎装,总觉得不大对劲。最后,是曹锟的嬖人李彦青提议:“宝蓝缎面儿的灰鼠袍,玄色华丝葛马褂,双梁儿鞋扎腿裤,又大方,又漂亮。”
    这话有理,何况出于李彦青之口,自更有力,所以曹锟便是这身打扮迎客。
    “莲伯兄,辛苦,辛苦!”
    吴景濂只回答一声:“大总统!”作为招呼,随即只管自己升阶登堂,向里站定,等候曹锟就位,将桐木匣高高一举。
    “不敢当,不敢当——”曹锟还待客气,站在旁边的李彦青拉了他一把,才不再言语。
    “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大总统众望所归,以四百八十票当选。参众两院议员同人特推景濂专诚呈送当选证书,请大总统早日就职。”
    吴景濂说完,将桐木匣往前一递,李彦青随即接了过去,向曹锟嘴一努,使个眼色,意思是应该致辞了。
    于是,曹锟咳嗽一声,将背了半上午的谢词,结结巴巴地念了出来:“诸承国民厚爱,推戴本人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誓当尽忠竭智,依法执行职务,不负全国期望。”接着举起双手,不断打躬,“谢谢、谢谢!”
    呈送当选证书的仪式,算是行过了,曹锟出面招呼:“请莲伯先生客厅坐。”
    小客厅居中一张沙发,曹锟请来客在上首座,吴景濂不肯,“大总统一国元首,理当上坐。”推来推去,到底还是主人居上。
    “这一次,大家捧场,我很感激。”曹锟说道,“我不是不懂好歹的人,请莲伯兄放心。”
    吴景濂一听这话,笑逐颜开,立即欠身答道:“理当效劳,以后追随大总统的日子还多。”说到这里,突然发觉,这不是在说私话,因而赶紧改口问道:“大总统预备哪天就职?”
    “后天。”
    后天就是双十节。吴景濂实在也是明知故问。曹锟定于十月十日就职,是早就商量好的,此中有一个巧妙的作用。由于孙大元帅已向外交团提出照会,要求不承认贿选总统。保派深恐到时候外交团真个杯葛,不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定在双十节就职,是打算着外交团看在中国国庆的分上,会来觐贺,这一下面子上可以过得去了。
    “那么,大总统什么时候进京呢?”
    “也是后天。”曹锟答说,“后天一早坐专车进京,一到就行礼。”
    “到时候我带议员同人来迎接。”
    “谢谢,谢谢,不敢当。”
    寒暄到此,吴景濂不再作声,他希望曹锟自己有所表示,说一句:要多多借重。但曹锟却不开口,局势就显得有些僵了。
    于是曹锟便说:“莲伯先生路上辛苦了,请先休息。”
    “不必了!”吴景濂说,“我还要赶进京去。这一次议员同人,意见分歧,到现在还有好些人对我不谅解,得要好好安抚解释。”
    这是表功的姿态。曹锟虽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句话不能听不懂,立即抱拳说道:“这一回多承莲伯兄帮忙,我很感激。”
    “大总统言重了!”吴景濂加强了语气说,“既然追随大总统,自然要尽忠竭智,拿事情办妥当,不然何以为人?”
    这话说得很露骨,已充分表现了愿投身自效的决心。曹锟只是圆滑地连声道谢,并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这时吴景濂的脸色便有些难看了。曹锐见机拉着他在一起,用极其亲昵的眼色做了一个暗示,意思是另有心腹话相告。于是,吴景濂的表情缓和了。
    “吴莲伯志不在小,一直想组阁。”曹锐得意地说,“我想了一条坐山看虎斗的计策,请他跟王孝伯去商量。”
    原来王承斌亦觊觎阁揆一席,但还不便公开表示,现在曹锐请吴景濂跟他去商量,可以料想得到,王承斌必有一番说辞,将吴景濂的热衷之念冷了下来。
    但曹锟另有看法,他说:“王孝伯是吴莲伯的门生,倘或他们‘兴城二伯’说通了联起手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不会,不会!王孝伯深沉得很,怎么会跟他说真话呢?”
    “咱们自己也得有个打算,你看到底让谁来当总理?”
    “大家商量,还没有想出人来。条件太难了。”
    保派有自知之明,曹锟这个大总统,声望不够,全靠有个德高望重的总理,才能笼罩各方。同时财政上要拿得出办法。此外还有个条件是,必须吴佩孚看得顺眼的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梁士诒最理想。但首先吴佩孚就反对,而梁士诒记起前怨,也绝不会屈就的。
    “目前,”曹锐又说,“只有让高五暂时代理下去。”
    高五就是高凌霨,他亦未尝不想“一正揆席”,无奈予人的印象,是幕后的策士,走到幕前,“台风”不佳,也就死了心了。
    曹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冷落异常。原因甚多,第一是时间仓促;第二是大家心照不宣,拿钞票买来的头衔,并不光彩,没有什么好宣扬的;第三,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据说曹锟看到大选的报销,心疼不已,由李彦青传出话来:凡事该当节省了。这一来,就是有人想热闹热闹,也意兴阑珊了。
    捧场的只是大选派议员,还有陆军、海军及直系部队的军官。不过由于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手腕,外交团却都到场了。事先礼宾司开了名单,简单地介绍了各国的国情,也注明了见到某国公使,应该说几句什么话。譬如对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应该对东京大地震表示关切之类。不过侍卫官将名单的次序搞错了一张,以致曹锟在握手寒暄时,搞得牛头不对马嘴,看到美国公使,说是“请向贵国女皇问好”,急得礼宾司员满头大汗。
    典礼草草终场,到得大总统办公室,坐上袁世凯坐过的那张大皮椅,不免踌躇满志。回想当初在小站卖布时候的光景,真有如梦似幻之感。
    坐向办公桌,自然要办公。第一件公事当然是发就职布告。李彦青将一个卷夹捧上来摊开,曹锟便提笔画了两竖,是草书的“行”字。第二件便不大看得懂了,要李彦青告诉他:“派高五爷代理国务总理。”
    “噢,噢!”曹锟提笔,又是两竖。再问第三件:“这是什么?”
    “是我的派令。”
    “是公府总务处长吗?”
    “不错。”
    “好!”曹锟转脸看了李彦青一眼,见他蓝袍黑褂,略具官气,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李彦青却板着脸,又拿第四件公事,同时说:“公布宪法。”
    “宪法?”曹锟问说,“那不应该由议院公布吗?”
    “我也闹不清。”
    “你找张秘书长来。”
    找来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细心为他解释,宪法由国会通过,咨请大总统公布,这是有大总统的国家照例的规矩。他说:“请大总统判行,没有错。”
    “你说没有错就行了。”曹锟一面画稿,一面说,“你坐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曹锟是要跟他谈吴佩孚的事,因为保派打算另组“新直系”,排斥吴佩孚。对曹锟来说,这件事是很大的一个困扰。他认为张廷锷在驱黎这件事上很卖力,却又非直系,立场比较超然,所以想听听他的意见。
    张廷锷沉吟了一下问道:“大总统知道薛汇东这个人吧?”
    “是不是项城的二姑爷?”
    “不错,就是他。”
    “他怎么样?”曹锟大惑不解,怎么样也想不出袁世凯的二女婿薛观澜,跟他所想求得解答的问题有任何关联。
    “薛汇东前天跟我闲谈,他说,这回大选,暗潮汹涌,天津的各路人马,都想一逞身手,而终于风平浪静,化险为夷,得力于一个人。请大总统猜一猜,得力的是谁?”
    “这,”曹锟秉性算是厚道的人,不肯没人之长,想了一下说,“吴莲伯。”
    “大总统也知道,足见只要肯尽心尽力,不愁上头不赏识。”张廷锷说,“薛汇东将吴莲伯比作一个人:《三国演义》中的张辽,说他大有‘张文远威镇逍遥津’之概。这话说得稍微深刻了一点,吴莲伯是张辽,黎黄陂就是汉献帝了。为什么黎黄陂会成为汉献帝呢?大总统倒想一想这个道理。”
    曹锟恍然大悟,直系能够一败段祺瑞,再败张作霖,创出“万儿”来就靠吴佩孚,没有吴佩孚,他就会成为黎元洪第二。
    因此,他毅然决然地说:“我明白了,老四他们胡闹!”
    “老四”是指曹锐。张廷锷说的是公道话,却不愿凭空得罪曹锐,当即说道:“我刚才的那段话,请大总统千万搁在心里,不然,我以后蒙大总统垂询,就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僵持不决的国务总理人选的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吴佩孚联络齐燮元、冯玉祥,向曹锟提出建议,主张由颜惠庆组阁,收拾时局。
    消息传到天津,王承斌幡然变计,心想,与其跟吴景濂暗中相争,使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不如支持吴景濂,便宜不落外方,到得吴景濂干不下去时,还可以接他的班。
    这番意思要传达给曹锟,最适宜的人选,自然是曹锐。事实上当初策动吴景濂包办贿选,谈条件时,曹锐亦曾在场,所以他也义不容辞地应该替吴景濂去争一争。
    反对颜惠庆组阁,保派的意见是一致的,除了颜惠庆本人的洋味格格不入以外,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吴佩孚的保荐就不行。但是,对于吴景濂一样也很冷淡,因为大选一过,许多内幕逐渐揭开,吴景濂一手操纵,厚此薄彼的情形,不一而足,普遍引起议员的不满,一股倒吴的暗流,正在逐渐形成。如果此时提名以吴景濂组阁,未免太不识时务了。
    曹锟对于吴景濂亦无好感。因为账已经结出来了,大选的花费总计一千三百五十六万元,直系各督军的报效,不过一个零头,曹锟本人足足花了一千万,心疼之余迁怒于吴景濂,认为他既是议长,对议员应该有相当的约束力,结果是拿他的钱买议员的好。像这种慷他人之慨的人,何能重用?
    因此,他想到了现任财政部部长王克敏。他们是老朋友,当光绪末年曹锟在保定当统带时,王克敏以直隶交涉使驻保定,便常有往还。入民国后,彼此有几次共事的机会,他发现王克敏有一项长处,该曹锟应得的钱,他不会装入他自己的荷包。在曹锟看,这就是“公私分明”,与吴景濂恰好相反。
    “大总统既然觉得王三爷不错,何不派他当国务总理?”李彦青看出他的心意,乘机为王克敏进言。
    “再看看。”曹锟答说,“万一提出去通不过,大家面子不好看。”
    从到了北京,李彦青跟王克敏走得很近。财政虽然困难,李彦青以公府总务处长的身份,有所需索时,王克敏从不让他失望。加以王克敏纨绔出身,起居豪奢,处处让李彦青由羡慕而崇拜,但最主要的是,当今要人中,只有王克敏不看轻他的出身——天津澡堂子的小伙计,视如昆季。而李彦青亦只有到王家做客,始有如归之乐。
    如今看曹锟并不反对王克敏组阁,只是顾虑着国会通不过,便特地去访王克敏,劝他不妨在议员身上下一番功夫。
    到得王家,先有客在。王克敏为双方介绍,彼此都有“闻名已久”之感。原来先到的客是曹汝霖,他不认识李彦青,李彦青也没有见过他,当下鞠躬如也地连声说道:“你老大人物,你老大人物。”
    曹汝霖却有些窘迫,因为不甘于跟他称兄道弟,而看他如此客气,其势又不得不略作敷衍,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谦谢地连称:“不敢当!”
    李彦青很知趣,进屋时看他们从烟榻上起来相迎,当然不是尚待过瘾,便是有话要谈,所以哈哈腰说:“两位总长请便!”
    这时王克敏便喊了:“阿凤,阿凤!”语声未终,门帘一掀,闪出来一个丽人,年可二十许,鹅蛋脸上一双眼睛比她袖口上镶的水钻还要亮。这就是王克敏从八大胡同移植来的一朵名葩:小阿凤。
    她先招呼一声:“曹总长。”美人京语,声美如莺,然后代替王克敏款客:“李处长,请这面坐。”
    “叔鲁,”曹汝霖一面复又躺了下来,一面艳羡地说,“你这两年艳福官运都不错,何以我大倒其霉,流年那么坏!”
    原来曹汝霖跟王克敏同岁,都出生在光绪二年丙子,他们组织了一个餐会,就叫“丙子会”,每年五月跟十二月,杨椒山与苏东坡生日那天,聚会作竟日之欢,因为杨、苏亦生在丙子年。
    虽是同岁,荣枯不同。曹汝霖先是丧父,热孝中两个姨太太又下堂求去,最倒霉的是颜惠庆内阁中的交通总长,本来为吴佩孚管电报的高恩洪,以及财政总长董康与他作对,说他经手“西原借款”的账目不清楚,由吴佩孚压迫内阁下令通缉,不得不避往天津。如今事隔一年,通缉令尚未撤销,每次到北京来,都还要先托熟人“保驾”。
    王克敏当然要帮他的忙,“撤销通缉的事,包在我身上。”他说,“至于其他,看谁来组阁,我再来想办法。”
    “谢谢!不过两件事都不必。第一,我决不向武夫低头,看吴子玉能把我怎么样。第二,我现在孝服还没有满,而且时局如此,我也不想出来。”略停一下他又说,“叔鲁,若非你跟曹仲珊的交情不同,我都要劝你,另作打算。你看看,‘吴大头’那班人,真正把做官的脸都丢光了。”
    王克敏一面打烟泡,一面倾听。到听完,烟泡也打好了,装在烟枪上递向曹汝霖。
    “你自己来吧!我想戒烟,能忍住还是忍住。”
    “戒烟是好事,我不劝你了。”王克敏一口气将一筒烟抽完,喝了两口热茶,方始答复曹汝霖的话。
    “润田,我不瞒你,为娶阿凤,我扯的窟窿很大,不能不抓个缺在手里。这一层,你在芝老面前,要替我解释。”
    “芝老”自是指段祺瑞。他的“武力统一”政策虽已破产,但军阀之中,比较起来还算他跟张作霖,心里还有“国家”,还有“百姓”。因此,政坛上一班有志之士,正在策动皖、奉两系与孙大元帅合作,倒直驱曹,重开新局。这一次曹汝霖到北京,便是受段祺瑞所托,来看看曹锟上台以后的政治气候。
    “芝老对你相当关切。”曹汝霖试探着问,“这一次不论谁组阁,你必是蝉联的?”
    “那也说不定。”王克敏答道,“民穷财尽,只靠发公债、向外国借钱过日子。这个财政总长,形同鸡肋,目前似乎没有人看在眼里,将来如何,就难说了。”
    “你看会是谁来组阁?”
    “吴大头总没份的了。颜骏人本来倒有点希望,不过经吴子玉一保,曹老四首先就有意见。此外,王聘老、汪伯老,都是可能的人选。”
    他指的是王士珍、汪大燮。但此两人都不热衷,加以外有跋扈的吴佩孚,内有佞幸的李彦青,更不见得肯出山。曹汝霖心这样在想,却不肯说出来,因为看样子李彦青跟王克敏走得很近,说这些话有些不合时宜。
    “冯焕章怎么样?”曹汝霖又问,“听说他跟直军处得不大好。”
    一提起冯玉祥,在王克敏便生厌恶之心,认为他虚矫不近人情,像这种人,迟早必叛,实在不宜驻扎京师重地。
    “此人是直系一患,我曾劝过曹仲珊,不如把他调得远远的。曹仲珊说,吴子玉主张把他摆在北京,有重兵监视,谅他不敢为非作歹。”王克敏又说,“现在军费困难,他那里每个月好几十万的协饷,负担很重。事实上他拿了钱去买军火,有枪有炮就不能没有人,他只管他扩充实力,不问国库负担得了负担不了,真是岂有此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预备改一个办法,取消他的协饷,看情形酌量补助。”
    “他肯吗?”
    “不肯也没有法子,反正我只认陆军部,不跟他打交道,他又其奈我何?”
    其实天色将暮,主人留客小酌。曹汝霖因为另有约会告辞,李彦青却留了下来。就在上房的堂屋中开饭,小阿凤带着两个俊俏丫头,亲自招待,肴馔精洁,食器华贵,加上温柔周到的侍候,使得李彦青陶然欲醉了。
    一面喝酒,一面少不得要谈正事。“三爷,”李彦青问,“你来干国务总理好不好?”
    王克敏心中一跳,却不置可否,只望着小阿凤问:“你听见了没有?”
    李彦青行六,小阿凤管他叫“六爷”,她笑着说:“请你再说一遍。”
    李彦青发觉自己的话太突兀了,以致令人不能置信,便即说道:“是这么回事。现在国务总理还没有人,洛阳保了一个,大总统不愿意,我就说:‘何不让王总长来干?’大总统说,怕提出去碰钉子,面子不好看。小嫂子,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小阿凤不太懂,不过她的领悟力极高,想了一下,问的话还是在要害上:“碰谁的钉子?”
    “自然是国会。”李彦青紧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三爷不妨在议员当中活动活动。”
    “算了,算了!”王克敏摇着手说,“我惹不起他们。八百罗汉,一炷香一炷香烧到,那得多少钱?而况这一趟,把他们的胃口弄大了,本来一两百可以打发的,现在动辄千儿八百。有这个钱,我宁愿输给你,也不去塞狗洞。”
    李彦青一听,大为扫兴。小阿凤便埋怨王克敏:“你看你,六爷一番好意,你叽里呱啦,倒了一箩筐的废话。”接着,便提起银酒壶为李彦青斟满了酒,然后举杯说道:“六爷,我陪你喝一杯。”
    不说敬酒,却说“陪你喝一杯”,李彦青觉得格外中听,笑嘻嘻地举起杯来,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彦青,”王克敏等他干了酒以后说,“你看大总统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三爷是指内阁总理?”
    “是啊。”
    “听他的口气,还是老一辈儿的比较合适。新派人物,不大合他的口味。他说:‘那班在外国多年的,像颜总长、顾总长,他们说的话,我至多能懂一半,那多别扭?所以还是老派儿的人好。’”
    “既然如此,我提一个人,你乘便探探大总统的口气看。”
    “行!”李彦青问,“三爷,你说谁呢?”
    “也是我们杭州人,论资格绰绰有余。”
    “到底是谁呢?”
    王克敏是用一种诱导的手法,希望将他要保荐的对象,身世经历,一层一层让李彦青了解,然后在曹锟面前进言,才有效果。哪知李彦青毕竟只是澡堂子的小伙计,全然不能领会王克敏的用意,因而有些性急难耐了。
    “三爷,你别绕弯子了!干脆说吧,是谁啊?”
    “孙总长孙慕韩!”王克敏说,“你总见过吧?”
    他本想说“你总听说过吧”,临时起意,改“听说”为“见”,便是捧李彦青的说法。当然,李彦青是见过,不过亦只限于见过而已。
    “噢,三爷,你是说孙宝琦孙总长?那当然见过。”
    于是,王克敏将孙宝琦的经历,在清朝当过顺天府尹、山东巡抚,并曾两次持节出使,第一次使法,第二次使德。入民国后,被推为山东都督,民国二年在熊希龄的“人才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以后当过财政总长、税务督办,也兼代过国务总理。论资格绰绰有余,为人性情随和,各方面的人缘都不错,一定能胜任阁揆一席。
    这时,李彦青想起来了,孙宝琦与前清庆亲王奕劻是儿女亲家,他的一个女儿是王府贝子的福晋,在天津的交际场中,赫赫有名。这一谈起来,因为在清末“满汉通婚”还是新闻,所以成了很有趣的话题,谈得很起劲。
    不久,一个丫头到小阿凤身旁,轻轻说了几句话,她便打断他的话说:“李处长,刚才公府来电话,请你回去。我让他们端饭来吧!”
    “不要紧,没有什么事。”李彦青谈兴方浓,毫不在乎地说。
    不一会儿电话来催了,他仍旧置之不理;第三次来电话,指明要李彦青亲自接听。这下王克敏也说话了:“也许有要紧事,请先接了电话再说。”
    李彦青无奈,拿起听筒,刚喊得一声:“喂!”对方就抢着发话了。
    发话的是曹家上房的一个丫头,尖着嗓子喊道:“我的处长老爷,你倒是怎么回事?大总统等你回来洗脚,水都换了三回,快发脾气了!”
    声音很大,溢出话筒,他怕陪他来打电话的小阿凤亦已听见,顿时脸上一红,说一声:“好了,好了!我就回来。”
    小阿凤确是听见了,怕他不好意思,目望他处,装作未闻,等他搁下听筒,方始问道:“什么事?”
    “大总统有件事交办。”李彦青拱拱手说,“叨扰,叨扰!我得走了。”
    小阿凤亦不挽留,只说:“随时请过来玩!”接着便传话下去,招呼李彦青的司机预备。
    于是由小阿凤代表王克敏送客,真如通家之好一般。不过送只送到二门,接下来由门房引导上车。汽车踏脚板上一面一个身挂盒子炮的公府卫士,一手勾住车窗,护卫而去。王克敏家的客,身份比公府总务处长高的,不知凡几,但只有李彦青喜欢要这一套排场。
    回到西苑,曹锟已经睡着了,睡是睡在特为改装的一间浴室中,设备与北京、天津的澡堂子相似,不过讲究得多。李彦青便卸去华丝葛长袍,只穿一套灰哔叽短褂袴,拿着一包锐利无比的扦脚刀,轻轻推门而入。只见曹锟盖着一块大毛巾在打鼾,看池水清澈见底,知道尚未入浴,那就还得擦背,因而他连短装都卸掉,腰际围一块大毛巾,先替曹锟按摩。
    一揉一搓,自然将曹锟闹醒了。张眼一看,便即问说:“你到哪儿去了?”
    “我在王总长那里。”李彦青答说,“那里的丫头把电话弄错了。”
    “怎么回事?”
    “这面说是‘公府’,那面以为是‘宫府’,王总长有个朋友,姓陈宫的宫,就这么一错开,耽误了一会儿,你也犯不着发脾气啊!”
    说话,轻声细语,带着点怨怼的意味,曹锟倒觉得老大不忍,“好了,好了!”他说,“我是鸡眼疼得要命,所以急了。”
    原来曹锟那双脚由穿草鞋到穿朝靴,拘束太甚,长了许多鸡眼,经常要细细修削,不然步履维艰、寸步难行,这也是少不得李彦青的原因之一。
    “那就先下池子泡吧!”
    于是李彦青为曹锟擦背、扦脚、捏脚、捶腿,“全套侍候”,累得满身大汗。曹锟却是神清气爽,精神十足,坐起身说道:“咱们喝酒吧!”
    喝酒也还是那种喜欢泡澡堂子人的习惯,将酒菜都端到炕几上来吃。曹锟举着酒杯,“话匣子”便打开了。
    “王总长跟你聊些什么?”
    “谈赌经——”
    “他就是赌害了他。”曹锟抢着说,“你可别学他。”
    “我哪里够资格学他?人家是公子哥儿出身,从小就阔惯了的。”李彦青说,“我也不过在他那儿打打输赢不上万的小牌。”
    “你的口气倒真不小,万把块钱输赢,还说是小牌。”
    “这也是由我的差使上来的。谁教我是第一个大衙门的总务处长呢!如果万把块钱看得不得了啦,那不丢大总统的脸?”
    曹锟想不通他的话是错,还是不错,笑笑喝了口酒问:“听说王总长的新姨太太长得很美,是不是?”
    李彦青本想将小阿凤大大地夸奖一番,但话到口边,忽然起了“小人之心”,心想倘或将曹锟说得心猿意马,忍不住要他设法勾搭上手,可是件无法交差的事。
    因此,他摇摇头,淡淡地说一句:“也不怎么样。”
    “怎么,你的眼界倒高!大家都说她是绝色。”
    “谁说的?”
    “说的人可多啦!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让我看一看?”
    “那容易!”李彦青毫不考虑地说,“请姨太太发个帖子,邀她来吃饭打牌,不就看见了?”
    “你这是个馊主意!”曹锟没有看出他是故意出这么个馊主意,犹自大摇其头,“那一来,不把醋坛子都砸得稀烂?”
    李彦青不作声,心想不替他想办法,见得自己不尽心,若要想办法,自也不难,就怕他得寸进尺,因而深感为难。
    “这样,”曹锟说道,“你不妨给王总长递个帖子,让他请我吃饭,不就有机会了?”
    “不见得!请大总统,当然邀部长作陪,女眷都回避了,怎么会有机会?”
    “那么,依你说呢?”
    “依我说,这件事急不得。”
    “好吧!我不急,你只记在心上就是。”
    “大总统交代的事,我哪一件不是全心全意在办?”李彦青觉得时机成熟,紧接着说,“譬如内阁总理,我今天跟王总长谈起,他提到一个人,我一直在想,倒还合适。如果不是大总统为这个烦心,我也用不着去瞎操心。”
    曹锟并没有想到,像李彦青这样的角色,居然参赞密务,是件极荒唐的事,只得起劲地问:“王总长提到谁?”
    “孙总理。”
    “你是说国民党的孙总理?他要打倒咱们,那怎么行?”
    “不是、不是!我是说代理过内阁总理,庆亲王的亲家那个孙总理。”
    “噢,你是说孙慕韩,那还差不多。”曹锟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也想到过他,就怕他人太好,应付不下。既然王总长也保他,我来跟四爷他们谈谈。”
    “四爷”曹锐没有意见。因为孙宝琦为人平和,人缘不错,曹锐觉得不便表示反对。
    接下来便要征询吴佩孚的意见了。他对孙宝琦虽无好感,但因孙宝琦当过山东巡抚,吴佩孚比较念旧,以此一重渊源,复电表示赞成。
    于是,在未征询孙宝琦以前,保派核心分子先做了个计议,王克敏的财政、吴毓麟的交通,是谁都抢不去的。
    此外,保派知道曹大总统在国内的声望,即令没有贿选一事,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外交一环,非常重要,而顾维钧声望正隆,决定请他蝉联。
    至于颜惠庆,既然吴佩孚、齐燮元出面保他,当然亦要顾顾面子。好在有个农商总长,虽说闲缺,毕竟是阁员,决定请他承乏。其他教育、司法、内政,心目中大致也都有了人,不过既然请孙宝琦组阁,名义上不能不表示尊重,这些内定的人选,都不妨到时候相机运用。
    孙宝琦倒是同意了,但提到国会,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主要的原因是,反吴景濂的势力,仿佛一夕之间,风起云涌,结成了“同盟”,要迫他从“议长”的座位上走下来。对孙宝琦的同意案,便莫名其妙地被搁置了。
    这使得王承斌大起戒心,想起“飞鸟尽,良弓藏”的成语,兴起兔死狐悲之感。曹锟毕竟比较忠厚,认为他辛苦了一场,应该有所酬庸,特派王承斌以直隶省长兼任督军。当然,吴佩孚“加官晋爵”是必然的,顺理成章地由直鲁豫巡阅副使,扶正为巡阅使;齐燮元等于“两江总督”,亦当笼络,升任为苏浙皖巡阅使,看似与吴佩孚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差着一大截,只看吴佩孚一手提拔的萧耀南,居然亦发表为两湖巡阅使就可以知道了。
    被冷落的是冯玉祥,仍旧当他的陆军检阅使。这当是吴佩孚故意压制的结果。因此,冯玉祥的第十一师,所属五旅三团,对于吴佩孚的传说特别多。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吴佩孚跟段祺瑞一样,热衷于武力统一。不过,声望地位的不同,做法不大一样,段祺瑞是尽力拉拢各个部队,使为己用;而吴佩孚采取相反的手段,以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洛派直系势力为主。
    不用说,第一个异己便是冯玉祥;第二个是“非我族类”的王承斌,怕他与张作霖暗通款曲,准备解除他的兵权;此外预定将担任陆军总长的第九师师长陆锦,亦为吴佩孚看不入眼,急欲去之而后快。
    首先被开刀的是王承斌,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换了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他所想出来的一个理由是:督军及阁员,不得兼任师长。吴佩孚为了表示大公无私,将他最亲信的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亦换了人。
    这一来王承斌大为愤怒,同时对曹锟亦起了严重的误会,以为让他兼任直隶督军,原是一个圈套,本意就是要撤他的师长。
    “他妈拉巴子的!”王承斌对极少数的亲信发牢骚,“过河拆桥,太不够意思了。我跟直系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可想而知,王承斌如要反直,就必然会倾向关外。张作霖原是早就在原籍东三省的直系将领中下了功夫,现在有王承斌暗通款曲,卷土重来,报仇雪耻的机会,看来真的是近了。
    以湖北革命同志为主的一班老革命党,如“刘麻哥”等人,在发动一项运动,拉拢真正有力、能够控制部下的一班巨头,合力创造新局面。
    被公认为够格的“巨头”只有三位:广州的孙总理、关外的张老帅,以及隐居天津、礼佛下棋的段合肥。徐世昌被认为一生事业,已经结束;黎元洪首鼠两端,进退失据,声誉大跌,已不足以号召人心;曹锟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在其列。
    段祺瑞本身已有些心灰意懒的模样,但他的一班部下,却对皖系会让直系逼得透不过气来,始终不平、不服,因此皖系势力,硕果仅存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幕中谋士如云。曹锟贿选成功后,卢永祥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表明不承认曹锟的立场,实际上已是半独立的状态。
    这一来,卢永祥便已构成被讨伐的条件,为求自保,必须多结盟友,便继《江浙和平公约》以后,由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与安徽的士绅、当过末任湖南巡抚的余诚格奔走联络,缔结了《皖浙和平公约》。接下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成立。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三邻省,和平共处,足以隔绝直军南下。但福建是个缺口。
    两省士绅当然亦想有这么一份可免战火的文件,但在福建的孙传芳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大大不可。除非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话是冠冕堂皇,其实倾向直系。孙传芳志不在小,并吞东南,自成局面,在他看来是迟早间事,自然不愿以一纸条约,束缚了自己的行动。
    因此颇有人担心孙、卢会发生冲突,哪知结果竟出现了“齐卢战争”,亦就是江浙战争。
    江浙之间为了争上海这个地盘,积怨已久,民间虽有和平公约,齐燮元却不惜兵戎相见,终于因为属于直系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引发了历时一个月的齐卢战争,结果是齐胜卢败,皖系最后的一股势力,亦归于消灭了。
    但卢永祥与张作霖早就有约,联合讨直,所以齐卢之战爆发以前,卢永祥派他的长子、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小嘉,由奉天驻沪代表、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陪同,秘密到沈阳去活动,希望张作霖派兵入关,作桴鼓之应。
    张“老帅”自第一次三路讨直,大败而归以后,怀着卧薪尝胆的心情,整军经武,将陆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拥有六艘兵舰,一百二十多架飞机,分编为飞虎、飞龙、飞鹰、飞豹四个大队,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空军司令。
    最重要的扩充是,强化沈阳兵工厂,员工用到六千人之多,每年可制造七十五生的野炮两百门,一昼夜可出产步枪子弹四十万发。这一支武力,真所谓“兵精粮足”。新旧两系的将领,早就跃跃欲试。张“老帅”自然亦想卷土重来,只以不能兴无名之师,因而按兵不动,如今既有可以出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弃,在卢小嘉到沈阳的第二天,便发表通电响应浙军,声明奉军因受直系压迫,不能不起而周旋。
    接下来便是调兵遣将,仍旧用“镇威军”的名义,也仍旧用杨宇霆为参谋长。下辖六个军,除第六军为骑兵以外,其他五个军都是步兵。最精锐的是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分任正副军长,特别配置了一个骑兵旅。
    总司令部设在锦州,以第三军守山海关,而以第二军指向热河朝阳为主攻。这一军的正副军长是李景林、张宗昌。出兵以前,由张宗昌发起,与张学良、郭松龄“拜把子”。张宗昌是老二,他向张作霖说:“咱们替老帅打天下,不要地盘,只要老帅多给点儿饷,请咱们弟兄玩得痛快就行了。”
    九月十五日奉军入关,吴佩孚却无动静。原来沈阳与洛阳之间的“电报战”已进行了好些时候。曹锟虽为直系首领,却不愿与奉军开战,这不仅因为彼此是儿女亲家,主要的是曹锟尚有自知之明,奉军已非吴下阿蒙,直军多半不敌,倘或失败,一千三百多万做大总统的本钱全部泡汤,岂不心疼?所以一直采取劝和的态度,使得吴佩孚深为不满,这时有意冷淡,看曹锟如何。
    眼看“渔阳鼙鼓动地来”,曹锟真的急了,亲自拟了个电报,开头是“百万火急”,称呼是“子玉老弟”,正文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家亲,不如你我亲,一切都听你的”,具名是“小兄锟”。
    吴佩孚大为感动,也大为得意,复电准九月十七日专车晋京。到了那一天,前门车站,将星云集,直系大将王怀庆、王承斌,以及冯玉祥都列队欢迎。车站外面,一直到公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施行戒严,九陌寂寂,红尘不起,仿佛前清皇帝出警入跸,从袁世凯以来,从没有人这么威风过。
    欢宴席上,曹锟面授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节制直系所有兵马,王承斌为副司令。第二天晚上,吴佩孚在西苑四照堂点兵,派十五师师长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带领直系精锐,吴佩孚本人的第三师,以及第九师、第二十三师,出山海关为进攻的主力。
    第二军总司令是十三师师长王怀庆,带领所部及一部分杂牌部队,出朝阳进攻辽西走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早经扩编为第十一师,奉派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经滦平策应第二军。此外还有一支援军,杂凑而成,由吴佩孚的嫡系张福来指挥。
    其时冯玉祥由于黄膺白的活动,已怀异志。点将以后,当面向吴佩孚要求先发饷,才能开拔。吴佩孚勃然大怒,厉声说道:“兵临城下,不发饷不能打仗,这叫什么话?别人哪个来要过饷?”
    冯玉祥碰了个大钉子,忍住了。接下来要多拨车辆,以便开拔。吴佩孚批了四十一辆。事后想想,应该加以安抚,便去视察十一师,面致嘉许,而且在冯玉祥面前许了愿:只要击败奉军,保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冯玉祥表面唯唯,心里冷笑,知道他这话对王承斌也说过。
    大军陆续出发,冯玉祥为了倒戈方便,将他的部队尽量拉长,一旦回师,后队改为前队,立刻便可攻入北京。直军倾巢而出,只剩一个装备很不坏的卫队旅,但不肯担任守城门的勤务,由徐永昌的一个城防营警卫九门。这下更加方便了。
    吴佩孚当然是怀着戒心的,急调在河南的张福来,带领他的基本部队二十四师,靳云鹗的十四师,以及曹锐、田维勤各部进京,但到了丰台、长辛店及南苑各处就不再往前走了,作用就在防备冯玉祥。
    其时前方直军失利,第二军首先失败,热河的朝阳、开鲁相继失守;山海关方面,镇威第一军、第三军组成联军,以优势的火力制压,山海关上九门口等要隘,先后攻破。但吴佩孚并不着急,因为他自以为还有条奇计,海军进攻葫芦岛,另以奇兵由海道自营口登陆,直捣沈阳。奉军根本之地一失,不能不降。
    不料海军懒洋洋不起劲,副司令王承斌在古北口又有不稳的消息,而李彦青又不断在曹锟耳边絮聒:“怎么不上前线呢!坐在北京城里当总司令,我也会当啊!”这话传到吴佩孚耳朵里,可真气得一佛涅槃,二佛升天。
    已决定亲临前方指挥的吴佩孚,恨恨地说了句:“等我回来,非宰掉这兔崽子不可!”随即坐上专车直驰山海关,随行的有各国观战武官、中外新闻记者一百多人,声势浩大,使得吴佩孚不但忘掉了李彦青的可恶,而且陶陶然地遥想“公瑾当年”了。
    “秀才将军”一到前线,阵脚暂时稳住了,但先前损兵折将已多,势必非动用援军不可。冯玉祥在前线按兵不动,待机而动;在后方留守的两名团长蒋鸿遇、刘汝明,用笨法子在车站数兵车,由双十节数到十月二十,兵车已渐稀少。而在前方,冯玉祥在西面,对东面激烈的战况,不甚清楚,直军总部的消息,说是胜利在望;而由关东军方面所得的情报,直军不利。由于说法不一,冯玉祥有些举棋不定,生怕倒戈一开始,吴佩孚有余力追击,那就非被消灭不可,因而颇为苦闷。
    哪知就在此时,参谋长张方严来了个催促出击的电报,其中有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恍然大悟,直军总部所发的战报,完全靠不住。于是,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开始“班师”,急行军一日一夜,走了两百多里。
    “大总统,请放心吧!”李彦青手里拿着一通电报,“前方总反攻了!你老的亲家快要跟你讨饶了。”
    “唉!打什么仗?输了不得了,赢了也烦,又是犒赏,又是升官。我心里闷得很,找点什么乐子吧!”
    “昙花快开了!喝酒赏花好了。”李彦青兴致勃勃地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昙花。听说是金色的。”
    “哪有金色的花?”曹锟笑道,“开金花,还长金子呢!”
    这样调笑着,曹锟的心情轻松了些,置酒花下,一面闲谈,一面守着昙花开放。
    “大总统见过昙花没有?”
    “没有。”
    “那就保不定真有金色昙花!”
    曹锟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也说不定。就像我,怎么样也想不到会当大总统!”
    一语未毕,只听李彦青大叫:“开了,开了!”
    果然,如向日葵似的昙花慢慢开了,其色红黄,说它是金色亦未尝不可。
    突然,一声枪响,曹锟、李彦青都是一惊,回头看时,一队缠着“国民军”臂章的军队闯了进来——曹锟被软禁,李彦青被捕了。当然,金色昙花也萎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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