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欧洲一样中华学者首要论证的也是国家的起源。对此中华的学者引用了古代法家学派的哲人管子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弱孤弱，不得其所。古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这段话与霍布斯先生通过‘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假设，推导出集体订约，组成国家，将个人的自然权利交给君主的结论极为相似。虽然一些中国文人也指出不管是管子还是中国的其他圣贤都没明确地提出过‘缔约立国’的说法。但以洪武女皇为首的南方文人却认为就算没有确切的成文契约。中国也存在着‘君权民授’的不成文传统。证据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政权的更替主要是由民意来左右而非所谓的贵族血统。既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得民心者得天下’。
由于中国人在‘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地问题上并不像欧洲存在着那么尖锐的分歧，因此他们很顺利地就能从‘君权民授’推论到宪政制度。用古代圣贤之王黄帝的‘明台之议’，尧的‘衢室之问’，舜的‘生善之旌’，禹的‘陈鼓于朝’，汤的‘总街之庭’来解释议会制度的合法与合理性。
通过以上种种描述约翰你可能已经看出了一些问题的。首先中国人关于立宪政体的论证并非继承于某一系统的学说，而是通过对各个学派的梳理为目前中华帝国的制度做理论上地注解。按照我的一个中国朋友顾的说法就是‘儒家为体，法家为用，道家作招牌，西学作补充’。其次，在论证过程中中国的学者总是用格言、警句代替缜密的逻辑。用思想家地语录代替实证性的推导和理性的思考。这就使得中国人的研究带着浓烈的教条主义色彩。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切的论证都是以‘君权’为前提的。在欧洲人们所追求地立宪是民众的立宪，主动权在民众。反观中国立宪的主动权却还是在君主的手里。君主的道德魅力依旧是这个国家民众心目中不可或缺的支柱。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失望。我在此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界于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制度，这种制度目前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华帝国地学者虽然都有着教条主义的毛病，弘武女皇却是一位彻底的实践主义者。她以武力的手段在这个国家推行宪政制度。若非如此还真的很难想象坚信‘以德治国’的中国文人会有能力跨出立宪这值得称颂的第一步。正如女皇曾经对她的臣子们说的那样，与其坐在岸边无休止地讨论如何过河，还不如先摸着石头过了河之后再把经验写下来。
值得玩味的是中华帝国的女皇虽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可中华帝国地首相黄却像是一个干涉主义者。他秉承了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的意志。始终认为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甚至控制，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增加国家的财富。事实上一些中华的学者例如我先前提到的顾也明确地指出中国古代的数次变法变质上是‘利出一孔’的翻版。也就是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垄断生产和经济，从而在短时间里敛取大量的财富。而这种做法的更深一层用意则是，因家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很显然这是极端专制的手段，是不悖于自由经济规律的。就我本人所知弘武女皇并不赞同这样原观点。因此中华朝的女皇与内阁也并非像外界传闻的那样步调一致。
说到这儿，我倒是不得不提一下弘武女皇本人对于君主定位的看法。毕竟英格兰共和国已经崩溃，不列颠迎回了查理二世。我认为相关的忠告可能会对你们有些帮助。就像我上面说的中国文人一直真诚地相信统治者能够被他们劝服实行仁政，从而实现他们以德治国的梦想。不过弘武女皇曾明确地表示相比以德治国她更支持以法治国。但她同时也指出在一个立宪的君主制国家中君主并不需要事事亲历亲为，而是该‘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中国道家学派的一种治国理念。仅从字面上解释的话，意思就是什么都不做。中国契约说的研究者们对这句话的延伸解释是遵从‘自然法’。而弘武女皇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应该将权利托付给内阁与议会，并尽量少地干涉行政与司法事务。只有这样皇室与君主本人才能在民众心目始终保持高尚的形象。相信弘武女皇的这段话一定会让欧洲的君主制支持者大跌眼镜。但我认为同时它也应该能给英语的政局带来一些启示。总之在而今一片漆黑的欧洲能在遥远的东方看到些须灯光实在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差不多就这些了。伯爵大人。”伦敦郊外一所别墅的书房里，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子合起了手中的信件对着坐在身旁的老贵族示意道。此刻他那消瘦的脸颊似乎像是受了某种刺激隐约泛着些许的红晕。
“真是太精彩了。约翰，谢谢你慷慨地让我们分享你与玻意尔先生的私人信件。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在遥远东方发生的故事。费尔法克斯将军，你觉得呢？”坐在摇椅上的老贵族一边给自己的烟斗加着烟丝一边向着对面坐着的中年男子探问道。眼前这位老贵族正是刚才信中提到的英国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伯爵。而那位读信的男子则是与玻意尔通信的约翰洛克医生。不过正如信中所言他现在还是莎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助理。
由于中国人在‘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地问题上并不像欧洲存在着那么尖锐的分歧，因此他们很顺利地就能从‘君权民授’推论到宪政制度。用古代圣贤之王黄帝的‘明台之议’，尧的‘衢室之问’，舜的‘生善之旌’，禹的‘陈鼓于朝’，汤的‘总街之庭’来解释议会制度的合法与合理性。
通过以上种种描述约翰你可能已经看出了一些问题的。首先中国人关于立宪政体的论证并非继承于某一系统的学说，而是通过对各个学派的梳理为目前中华帝国的制度做理论上地注解。按照我的一个中国朋友顾的说法就是‘儒家为体，法家为用，道家作招牌，西学作补充’。其次，在论证过程中中国的学者总是用格言、警句代替缜密的逻辑。用思想家地语录代替实证性的推导和理性的思考。这就使得中国人的研究带着浓烈的教条主义色彩。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切的论证都是以‘君权’为前提的。在欧洲人们所追求地立宪是民众的立宪，主动权在民众。反观中国立宪的主动权却还是在君主的手里。君主的道德魅力依旧是这个国家民众心目中不可或缺的支柱。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失望。我在此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界于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制度，这种制度目前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华帝国地学者虽然都有着教条主义的毛病，弘武女皇却是一位彻底的实践主义者。她以武力的手段在这个国家推行宪政制度。若非如此还真的很难想象坚信‘以德治国’的中国文人会有能力跨出立宪这值得称颂的第一步。正如女皇曾经对她的臣子们说的那样，与其坐在岸边无休止地讨论如何过河，还不如先摸着石头过了河之后再把经验写下来。
值得玩味的是中华帝国的女皇虽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可中华帝国地首相黄却像是一个干涉主义者。他秉承了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的意志。始终认为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甚至控制，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增加国家的财富。事实上一些中华的学者例如我先前提到的顾也明确地指出中国古代的数次变法变质上是‘利出一孔’的翻版。也就是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垄断生产和经济，从而在短时间里敛取大量的财富。而这种做法的更深一层用意则是，因家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很显然这是极端专制的手段，是不悖于自由经济规律的。就我本人所知弘武女皇并不赞同这样原观点。因此中华朝的女皇与内阁也并非像外界传闻的那样步调一致。
说到这儿，我倒是不得不提一下弘武女皇本人对于君主定位的看法。毕竟英格兰共和国已经崩溃，不列颠迎回了查理二世。我认为相关的忠告可能会对你们有些帮助。就像我上面说的中国文人一直真诚地相信统治者能够被他们劝服实行仁政，从而实现他们以德治国的梦想。不过弘武女皇曾明确地表示相比以德治国她更支持以法治国。但她同时也指出在一个立宪的君主制国家中君主并不需要事事亲历亲为，而是该‘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中国道家学派的一种治国理念。仅从字面上解释的话，意思就是什么都不做。中国契约说的研究者们对这句话的延伸解释是遵从‘自然法’。而弘武女皇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应该将权利托付给内阁与议会，并尽量少地干涉行政与司法事务。只有这样皇室与君主本人才能在民众心目始终保持高尚的形象。相信弘武女皇的这段话一定会让欧洲的君主制支持者大跌眼镜。但我认为同时它也应该能给英语的政局带来一些启示。总之在而今一片漆黑的欧洲能在遥远的东方看到些须灯光实在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差不多就这些了。伯爵大人。”伦敦郊外一所别墅的书房里，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子合起了手中的信件对着坐在身旁的老贵族示意道。此刻他那消瘦的脸颊似乎像是受了某种刺激隐约泛着些许的红晕。
“真是太精彩了。约翰，谢谢你慷慨地让我们分享你与玻意尔先生的私人信件。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在遥远东方发生的故事。费尔法克斯将军，你觉得呢？”坐在摇椅上的老贵族一边给自己的烟斗加着烟丝一边向着对面坐着的中年男子探问道。眼前这位老贵族正是刚才信中提到的英国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伯爵。而那位读信的男子则是与玻意尔通信的约翰洛克医生。不过正如信中所言他现在还是莎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