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场内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消化严震直刚刚提出来的这项关于加赋的建议，包括朱允炆在内。
不得不说，严震直提出来的这一条，通过加赋来为农民的未来提供风险保障，不仅小幅度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增强了农民群体抗风险的能力，不会出现因为天灾人祸导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饭，也让赈灾从完全的施舍性质变成了更健全的帮持机制。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开心，便完全是因为严震直这一项建议，完全是社会保障机制的草创版。
高税收的同时高福利。
“农民多交赋这一点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济皱了眉头：“工人的工钱是定数，多了一成的工钱税，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钱不是由工人决定的，而是由工厂主决定的。”
严震直说了一句最简单、通俗易懂的话：“作为雇佣方的工厂主，当然希望工人的工钱越来越低，甚至是像几十年前那种，充做免费的劳动力。
如今，京畿带工人一天的工钱基本稳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区间，我们加征一成的税，工人到手的自然会更少，工厂主是不会替工人缴纳这笔税钱的，看似增加了对工人的剥削。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国营工厂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加速，工厂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对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就会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农、卖身奴，没道理一辈子就在一家工厂做工。
我们的国营工厂提高工人的工钱来招工，那私营民间工厂必须跟上，不然他们就招不到工人，没有工人就没有生产产出，他们就赚不到钱。
同微不足道的工钱相比，他们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为工人加薪。
我们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取一个定数，六十文，现在我们国营工厂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税，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么假定招募的工人数为五万，我们也仅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万人便是六十万。
假定全国的工人有三百万，私营民间工厂同样将工钱提高到八十文，那每人八文钱的税，三百万人就是要缴纳两千四百万的工钱税。
我曾经在京城戏班看过一出戏，里面有句话很搞笑，说‘乡绅的钱如数退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如今呢，我们是保障百姓的收入原封不动并且还加一部分给到百姓手里，而富商的钱呢咱们拿出来，不搞三七分账，全部拿出来给基层工人做保障。
因工受伤的、因工亡故的、工伤致残的，咱们建立起全面的层级保障，该补给五年的补五年，该补给十年的补十年，包括一定比例的医疗补贴都将从这笔加征的工钱税中支出。”
“好办法！”
一直默默听了好几天大会的朱允炆开了腔，喝了声彩。
严震直的主意不得不说确实大才，这是将社会阶级中的头部财富拿出来分到底层，而底层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亦会将财富通过花销的方式聚拢到头部阶级，可是头部阶级想要将本属于他们自身的这笔钱重新装回腰包，又要过一道程序，那就是交税。
举个简单的例子，商人拿出二十文给百姓，百姓再买东西把二十文还给商人，商人到手的却可能只有十五文，有五文钱到了国库。
如果商人后面不想继续拿出来怎么办，国库就把五文钱拿出来用到给百姓提高待遇上，这就是国营资本的引头作用，商人就不得不也含泪掏腰包继续加工钱。
这就好比是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红线。
每次增加工人的工钱，商人都必须服从这项政策，他不服从，那么就要接受招不到工的情况，投入巨资的工厂就无法运转。
“但是工钱提高了，商人对外销售的商品价格会不会也跟着提高，造成一定的物价膨胀呢，如果出现了物价膨胀，工人就算工钱提高，但购买力下降，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国营资本的商品不提价，民间谁敢提价？”
一句应对，众人皆笑。
工钱提高但商品价格不高，利润空间就会压缩，国企带头让利于民，带着全国的商人一道让利于民，这就是割商人的肉喂百姓的肚子，是均财富的一种手段。
当然，即使均财富，朝廷也会保障商人有利可赚，不可能搞涸泽而渔的事来破坏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
只是适度的压缩一部分。
让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不至于过速的拉大和出现不可攀越的鸿沟。
“工人、农民的收入提高，物价保持稳定不出现飞涨，且基层百姓的生活保障制度也建立和完善，这未来的老百姓是怎样一种梦幻的生活啊。”
台下面，一个官员突然发出了这种感慨，很快全会场都应和不断。
“以上便是鄙人之拙见，提请陛下与大会审议。”
严震直转身面向朱允炆一躬到底，而后迈步下台。
身背后，朱允炆起身带头鼓起了掌，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迈步走下台阶，朱允炆站到了讲桌之后，伸手，全场恢复寂静。
“朕很欣慰，因为这政策是严卿自己提出来的，没有朕任何的意思在其中，这说明，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全国人民的民生，已经不再只是朕一个人在操心。”
为什么古代百姓的生活质量进步的如此慢，只是官僚阶级不为民操心吗？
太偏见了。
古代的官是想要操心而没有精力啊。
依托皇权的官僚阶级，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想着如何陪好皇帝，因为伴君如伴虎。
朝堂之上的政治诡谲、党派纷争、攻讦暗算数之不尽，所以他们的精力多半都忙于这些事情上，甚至皇帝可能就随口说一句。
“今天天气真好。”
这群官员都能回府想个通宵大夜。
你要让他们写出听后感，估计都能写几万字出来。
人皇帝确确实实就是夸天气好，他们都能为此掀一波党争。
“我们认为皇帝说这话是这么个意思。”
“不对，皇帝说这句明明是那个意思。”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真没意思！
当政治资源都用在这种扯皮的时候，还有哪个官员的精力能搞好民生发展呢。
而往往踏实搞民生的，都不被同僚所喜，引之为异类，且自身极难升迁。
这便是残酷的官场现实。
如今的大明政坛随着进入许氏内阁时期，这种事不能说不存在，只能说已是极少，加上朱允炆的主动降低自身于政治领域的存在感，不参与朝会、不抛头露面，也是极大省下了天下官员揣测圣心的功夫。
踏踏实实工作，勤勤恳恳为民。
这样的国家发展速度，又怎么可能不快呢。
朱允炆面向严震直，语气诚恳的说道：“卿之建议大善，朕代天下百姓，谢谢严卿。”
台下严震直忙起身。
“臣做官为民自分内之事，不敢当陛下谢，更不敢当天下百姓谢，臣惶恐。”
皇帝的一句感谢亦是定调子之语。
那便是晓谕大会，严震直的建议，审阅通过！
不得不说，严震直提出来的这一条，通过加赋来为农民的未来提供风险保障，不仅小幅度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增强了农民群体抗风险的能力，不会出现因为天灾人祸导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饭，也让赈灾从完全的施舍性质变成了更健全的帮持机制。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开心，便完全是因为严震直这一项建议，完全是社会保障机制的草创版。
高税收的同时高福利。
“农民多交赋这一点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济皱了眉头：“工人的工钱是定数，多了一成的工钱税，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钱不是由工人决定的，而是由工厂主决定的。”
严震直说了一句最简单、通俗易懂的话：“作为雇佣方的工厂主，当然希望工人的工钱越来越低，甚至是像几十年前那种，充做免费的劳动力。
如今，京畿带工人一天的工钱基本稳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区间，我们加征一成的税，工人到手的自然会更少，工厂主是不会替工人缴纳这笔税钱的，看似增加了对工人的剥削。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国营工厂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加速，工厂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对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就会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农、卖身奴，没道理一辈子就在一家工厂做工。
我们的国营工厂提高工人的工钱来招工，那私营民间工厂必须跟上，不然他们就招不到工人，没有工人就没有生产产出，他们就赚不到钱。
同微不足道的工钱相比，他们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为工人加薪。
我们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取一个定数，六十文，现在我们国营工厂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税，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么假定招募的工人数为五万，我们也仅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万人便是六十万。
假定全国的工人有三百万，私营民间工厂同样将工钱提高到八十文，那每人八文钱的税，三百万人就是要缴纳两千四百万的工钱税。
我曾经在京城戏班看过一出戏，里面有句话很搞笑，说‘乡绅的钱如数退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如今呢，我们是保障百姓的收入原封不动并且还加一部分给到百姓手里，而富商的钱呢咱们拿出来，不搞三七分账，全部拿出来给基层工人做保障。
因工受伤的、因工亡故的、工伤致残的，咱们建立起全面的层级保障，该补给五年的补五年，该补给十年的补十年，包括一定比例的医疗补贴都将从这笔加征的工钱税中支出。”
“好办法！”
一直默默听了好几天大会的朱允炆开了腔，喝了声彩。
严震直的主意不得不说确实大才，这是将社会阶级中的头部财富拿出来分到底层，而底层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亦会将财富通过花销的方式聚拢到头部阶级，可是头部阶级想要将本属于他们自身的这笔钱重新装回腰包，又要过一道程序，那就是交税。
举个简单的例子，商人拿出二十文给百姓，百姓再买东西把二十文还给商人，商人到手的却可能只有十五文，有五文钱到了国库。
如果商人后面不想继续拿出来怎么办，国库就把五文钱拿出来用到给百姓提高待遇上，这就是国营资本的引头作用，商人就不得不也含泪掏腰包继续加工钱。
这就好比是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红线。
每次增加工人的工钱，商人都必须服从这项政策，他不服从，那么就要接受招不到工的情况，投入巨资的工厂就无法运转。
“但是工钱提高了，商人对外销售的商品价格会不会也跟着提高，造成一定的物价膨胀呢，如果出现了物价膨胀，工人就算工钱提高，但购买力下降，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国营资本的商品不提价，民间谁敢提价？”
一句应对，众人皆笑。
工钱提高但商品价格不高，利润空间就会压缩，国企带头让利于民，带着全国的商人一道让利于民，这就是割商人的肉喂百姓的肚子，是均财富的一种手段。
当然，即使均财富，朝廷也会保障商人有利可赚，不可能搞涸泽而渔的事来破坏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
只是适度的压缩一部分。
让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不至于过速的拉大和出现不可攀越的鸿沟。
“工人、农民的收入提高，物价保持稳定不出现飞涨，且基层百姓的生活保障制度也建立和完善，这未来的老百姓是怎样一种梦幻的生活啊。”
台下面，一个官员突然发出了这种感慨，很快全会场都应和不断。
“以上便是鄙人之拙见，提请陛下与大会审议。”
严震直转身面向朱允炆一躬到底，而后迈步下台。
身背后，朱允炆起身带头鼓起了掌，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迈步走下台阶，朱允炆站到了讲桌之后，伸手，全场恢复寂静。
“朕很欣慰，因为这政策是严卿自己提出来的，没有朕任何的意思在其中，这说明，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全国人民的民生，已经不再只是朕一个人在操心。”
为什么古代百姓的生活质量进步的如此慢，只是官僚阶级不为民操心吗？
太偏见了。
古代的官是想要操心而没有精力啊。
依托皇权的官僚阶级，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想着如何陪好皇帝，因为伴君如伴虎。
朝堂之上的政治诡谲、党派纷争、攻讦暗算数之不尽，所以他们的精力多半都忙于这些事情上，甚至皇帝可能就随口说一句。
“今天天气真好。”
这群官员都能回府想个通宵大夜。
你要让他们写出听后感，估计都能写几万字出来。
人皇帝确确实实就是夸天气好，他们都能为此掀一波党争。
“我们认为皇帝说这话是这么个意思。”
“不对，皇帝说这句明明是那个意思。”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真没意思！
当政治资源都用在这种扯皮的时候，还有哪个官员的精力能搞好民生发展呢。
而往往踏实搞民生的，都不被同僚所喜，引之为异类，且自身极难升迁。
这便是残酷的官场现实。
如今的大明政坛随着进入许氏内阁时期，这种事不能说不存在，只能说已是极少，加上朱允炆的主动降低自身于政治领域的存在感，不参与朝会、不抛头露面，也是极大省下了天下官员揣测圣心的功夫。
踏踏实实工作，勤勤恳恳为民。
这样的国家发展速度，又怎么可能不快呢。
朱允炆面向严震直，语气诚恳的说道：“卿之建议大善，朕代天下百姓，谢谢严卿。”
台下严震直忙起身。
“臣做官为民自分内之事，不敢当陛下谢，更不敢当天下百姓谢，臣惶恐。”
皇帝的一句感谢亦是定调子之语。
那便是晓谕大会，严震直的建议，审阅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