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讳言，在中国及其执政党内，干部中大山头不明显，但小山头小圈子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黄原地委和行署都乱得没人上班了。干部们四处乱跑，搞各种秘密活动。省里来的工作组，几乎没明没黑被许多人包围着，倾听这些人说某个领导的好话或坏话……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他、正文和世宽没有改变外，年龄大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而有大专文凭的干部。
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
新班子组成之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作新的布置与安排。
农业方面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他主要依靠现已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旺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姚旺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南方人，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作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十三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改造农业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
去年，他和专员呼正文与省上有关部门争得红脖子涨脸，终于将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三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中共十二大的精神，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话！
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贫困落后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他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一百六十多万亩的森林。
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六十万吨以上，产值就有四五亿元人民币。
另外，应该将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见不了几个钱！
唉，设想仅仅是设想，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来这里，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外流……田福军和正文商量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象屁股下面用棍橇一般坐不住了。福军在这样的场所讲话从来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时有点东拉西扯，但不离主题，并随意插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不过，这次讲话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帕揩汗，竟然在手帕中间混着一只尼龙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揩脸时，县长县委书记们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起来。他有脚气病，夏天爱光脚穿鞋，但爱云一定让他穿袜子，他一急，就常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才会闹出这么个笑话……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了是否可利用一下黄原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
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有多少黄原籍的高级领导。
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退居“二线”、“三线”，但仍能影响“一线”。他们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
其实，田福军也早有这个打算。这个会议于是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哩！
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
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做准备工作。
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
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
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常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原原西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
中午吃饭时，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张生民吓的不敢再“越轨”。“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
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头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象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看了看，说：“黄原还能酿酒啊？”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还小有名气哩，销量很不错！”
“好，让我来尝一杯黄原酒！”副总理爽快地说。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品咂了一会，说：“就是不错！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绵一些。”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块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玩笑。
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
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
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他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老乡说：“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哩！”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这位乡长如实禀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上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嘛！”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伏后仰。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
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当然主要是北方各省参加。”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说。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我很同情黄原！
让他想点办法吧！”他指了指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二百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有关部门卡走了）。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完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
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机回北京。
好机会！田福军和呼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向乔书记和高老作了汇报。
高老说：“我早就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乘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北京那里有我张罗哩！”
乔伯年也同意，并表示到时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
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这事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
下午，乔伯年在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
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了——不过，他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还不知道，社会上就早传开了……“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田福军问乔书记。“由正文接替你的工作，世宽任行署专员。”
田福军沉默了一会，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了！”省委书记说。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使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它管辖的郊县，人口达三四百万，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能适应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另外，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但党命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
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他全力以赴要把黄原的几件事办好。说实话，他对黄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十五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原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
这个会一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工作。汇报稿已被地委几个写材料“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二十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先富起来”了；百分之十五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接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作个汇报。
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钟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
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个贫穷落后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
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作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
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订做了几套高级西装，花了约一万块钱。
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
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为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
因为还有七八天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黄原。
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原西籍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
田福军以为哪里发生了恶性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副处长阎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
“这很好。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田福军鼓励说。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程度！”生华有点自满地说。他接着还举了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猎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搁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田福军微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具体事？”阎生华一本正经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阎生华迟疑地望了一眼田福军。“你说！”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阎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作说服工作……”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罗！”
田福军挪揄生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的仰头笑起来。阎生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便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唉，如果铁路能通到这里就好了。铁路的到来，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地发展起来，随之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会大大地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它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铜城修到黄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这不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一百多万人民的梦想……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
十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计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明没黑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甚至开成开不成都很难说。
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我们知道，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时，曾经批评过原西的工作——那时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此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做工作。
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的妥妥贴贴。
高老首先用政治智慧，把此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指示同意，并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会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最主要的事定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几口。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呼正文作了汇报。
大家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
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准备请到八百人，但本省籍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嫌规模太大，只批准了二百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六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步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
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人都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
第二天一早过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房间里，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订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许多人是第一次穿这“洋”衣服，不会打领带。
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失笑。呼正文说：“这象是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
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小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首先是高老。
大家都迎上去，感谢他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时，高老突然指着他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众人朝田福军的脚看去，果真发现他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象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写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
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
上午九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呼正文照稿子作了二十分钟汇报。接着，便开始放录像。
录像看完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得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
紧接着，许多老同志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黄原出生，就是过去艰苦岁月里在这里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
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要大力帮助……汇报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毕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
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一百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它地区对黄原发“浮财”除眼红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呼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铜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呼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其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钱由每个人自己垫付。
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中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唉，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他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坐下一片，哪象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情绪，匆匆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
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
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
新班子组成之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作新的布置与安排。
农业方面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他主要依靠现已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旺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姚旺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南方人，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作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十三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改造农业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
去年，他和专员呼正文与省上有关部门争得红脖子涨脸，终于将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三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中共十二大的精神，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话！
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贫困落后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他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一百六十多万亩的森林。
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六十万吨以上，产值就有四五亿元人民币。
另外，应该将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见不了几个钱！
唉，设想仅仅是设想，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来这里，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外流……田福军和正文商量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象屁股下面用棍橇一般坐不住了。福军在这样的场所讲话从来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时有点东拉西扯，但不离主题，并随意插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不过，这次讲话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帕揩汗，竟然在手帕中间混着一只尼龙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揩脸时，县长县委书记们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起来。他有脚气病，夏天爱光脚穿鞋，但爱云一定让他穿袜子，他一急，就常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才会闹出这么个笑话……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了是否可利用一下黄原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
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有多少黄原籍的高级领导。
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退居“二线”、“三线”，但仍能影响“一线”。他们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
其实，田福军也早有这个打算。这个会议于是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哩！
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
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做准备工作。
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
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
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常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原原西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
中午吃饭时，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张生民吓的不敢再“越轨”。“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
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头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象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看了看，说：“黄原还能酿酒啊？”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还小有名气哩，销量很不错！”
“好，让我来尝一杯黄原酒！”副总理爽快地说。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品咂了一会，说：“就是不错！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绵一些。”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块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玩笑。
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
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
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他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老乡说：“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哩！”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这位乡长如实禀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上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嘛！”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伏后仰。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
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当然主要是北方各省参加。”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说。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我很同情黄原！
让他想点办法吧！”他指了指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二百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有关部门卡走了）。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完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
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机回北京。
好机会！田福军和呼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向乔书记和高老作了汇报。
高老说：“我早就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乘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北京那里有我张罗哩！”
乔伯年也同意，并表示到时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
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这事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
下午，乔伯年在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
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了——不过，他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还不知道，社会上就早传开了……“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田福军问乔书记。“由正文接替你的工作，世宽任行署专员。”
田福军沉默了一会，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了！”省委书记说。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使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它管辖的郊县，人口达三四百万，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能适应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另外，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但党命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
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他全力以赴要把黄原的几件事办好。说实话，他对黄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十五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原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
这个会一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工作。汇报稿已被地委几个写材料“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二十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先富起来”了；百分之十五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接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作个汇报。
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钟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
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个贫穷落后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
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作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
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订做了几套高级西装，花了约一万块钱。
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
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为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
因为还有七八天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黄原。
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原西籍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
田福军以为哪里发生了恶性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副处长阎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
“这很好。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田福军鼓励说。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程度！”生华有点自满地说。他接着还举了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猎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搁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田福军微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具体事？”阎生华一本正经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阎生华迟疑地望了一眼田福军。“你说！”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阎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作说服工作……”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罗！”
田福军挪揄生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的仰头笑起来。阎生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便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唉，如果铁路能通到这里就好了。铁路的到来，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地发展起来，随之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会大大地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它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铜城修到黄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这不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一百多万人民的梦想……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
十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计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明没黑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甚至开成开不成都很难说。
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我们知道，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时，曾经批评过原西的工作——那时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此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做工作。
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的妥妥贴贴。
高老首先用政治智慧，把此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指示同意，并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会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最主要的事定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几口。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呼正文作了汇报。
大家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
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准备请到八百人，但本省籍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嫌规模太大，只批准了二百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六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步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
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人都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
第二天一早过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房间里，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订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许多人是第一次穿这“洋”衣服，不会打领带。
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失笑。呼正文说：“这象是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
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小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首先是高老。
大家都迎上去，感谢他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时，高老突然指着他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众人朝田福军的脚看去，果真发现他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象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写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
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
上午九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呼正文照稿子作了二十分钟汇报。接着，便开始放录像。
录像看完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得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
紧接着，许多老同志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黄原出生，就是过去艰苦岁月里在这里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
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要大力帮助……汇报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毕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
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一百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它地区对黄原发“浮财”除眼红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呼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铜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呼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其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钱由每个人自己垫付。
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中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唉，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他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坐下一片，哪象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情绪，匆匆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
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