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刚说出口，她就明白了Terence为什么突然要找那件衣服。他们是在华盛顿州的贝克山参加一个初级登山课程时认识的，她第一次看见Terence，他就穿这那件灰蓝相间的冲锋衣。
Terence把那只纸箱搬下来打开，里面装的全都是她们初次相遇时用的东西，他从箱底抽出那件衣服来，转过头看着李孜。两个人恐怕都想起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曾经那样认真的计划要去上中级和高级的课程，然后把惠特尼山、西耶拉和圣胡安山脉挨个儿爬个遍。
李孜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冒出来的尽然是一句：“我明天一早要上庭。”
“我这就走。”Terence回答，在原地踟蹰了片刻，终于还是走到她身边，俯身在她额角的头发上印上一个吻，然后转身走出去，快到门边了又回头说，“Porte du Pouliguen。”
“什么？”
“你电脑上那张照片，是普勒冈的海湾，在法国，南特附近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那张油画效果的海景，“你怎么知道的？”李孜抬起头来问。
“那个蓝色的灯塔，很特别。”他回答，“大学最后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曾经到过那里。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在床上的，火车上、车站里、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难忘的日子。“
“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李孜问。
Terence笑了一下，答道：“我们彼此之间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说完就走了。
(part 2)
第二天早晨，李孜头一遭进了刑事庭，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本案的地区检察官，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人男子，不曾开口就显得声色俱厉，很具正义感。相形之下，法官反倒和煦了许多，六十岁上下的女人，有些胖，看起来应该心肠很软。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三名黑人妇女，三名西裔妇女，一个菲裔男子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人，剩下的五个都是白人，三男两女。都是Han的前任辩护律师在预审之前参与选择的，无论喜欢与否，他们也只能接受了。
Han坐在李孜身边的被告席上，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白衬衫，没有打领带，显得很平静。他的家人、朋友和几个芭蕾舞团的同事都坐在旁听席听审，倒是受害人那一边没有任何人出席。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她曾以为Ming可能会来，至少Eli York遗嘱里提到的那个姓Vernette的法国人肯定会来，受托料理丧事的总应该是很亲近的朋友吧。
法官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官先陈述了指控的性质和案情经过。由于缺乏有可采证据支持的辩护要点，Ward出于诉讼策略考虑，放弃了辩方的开场陈述。
之后的控方举证进行了整个上午，检察官先后提交了数十件案发现场取得的物证，包括银厦的监控录像、Han留在公寓客厅里的几处指纹、其中一只酒杯上的唾液DNA检测报告，还有Eli York留给Guary Criton律师的遗嘱。
Ward仅仅在交叉询问当中提出，所有这些证据只能显示被告在案发前到过现场，无法直接证明他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接下去的几份证物和证人证言很快就让这一观点显得苍白无力。
先是Han的心理医生到庭作证，证明Han在8月20日离开纽约前临时预约了一次门诊，带走了一张处方。
“你总是一次开给他两周的药量吗？”检察官问。
“不是，”医生回答，“一般总是七天的量，但他说要出差两周，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服药半年左右了，突然停药可能会有些不良反应。”
“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梦境怪异、幻觉、嗜睡、情绪低落等等，”医生说道，“当然，跟服药过量的副反应根本不能相比。”
检察官紧接着呈上了上西城一间药房的销售记录。记录显示，8月20日当天，Han曾用那张处方购买了两盒共两千一百毫克的文法拉辛缓释胶囊。
随后出庭的是为本案出具验尸报告的犯罪鉴识专家，他应检察官的要求陈述了尸检结果，说Eli York的死因正是过量服用含有中枢神经兴奋成分的文法拉辛，估计剂量在两千毫克左右。按其死亡时间时间推断，服药的时间是在九月十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
检察官适时地重提了一下监控录像里Han离开银厦的时间，一点三十五分，刚好落在这个区段里。
Ward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两个假设，以及随之产生的两个问题：
假设一.死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喝下混入文法拉辛的酒。但留在现场的两只酒杯属于威士忌纯饮杯，容量是三盎司，两千毫克的药物能否在短时间内不留痕迹的混入？
假设二.死者被迫服下药物。死者和被告均为成年男性，身高均为六英尺上下，体重也相当，为什么尸检时并未在死者身上发现明显伤痕？
接下去的一个证人便是Lance Osler，按检察官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他的证词：去年8月30日，曾在巴黎和平路上一家商店里看到Han打了Eli York，并威胁要杀了他。
Ward站起来做交叉询问，装作很随便的问：“Osler先生，请问你在市立芭蕾舞团的职衔是？”
“首席演员（Principal Dancer）。”Osler回答。
“据我所知案发时本案被告是首席演员，而你还只是独舞演员（Soloist Dancer），你是什么时候晋升到现在这个职衔的？”
“去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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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nce把那只纸箱搬下来打开，里面装的全都是她们初次相遇时用的东西，他从箱底抽出那件衣服来，转过头看着李孜。两个人恐怕都想起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曾经那样认真的计划要去上中级和高级的课程，然后把惠特尼山、西耶拉和圣胡安山脉挨个儿爬个遍。
李孜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冒出来的尽然是一句：“我明天一早要上庭。”
“我这就走。”Terence回答，在原地踟蹰了片刻，终于还是走到她身边，俯身在她额角的头发上印上一个吻，然后转身走出去，快到门边了又回头说，“Porte du Pouliguen。”
“什么？”
“你电脑上那张照片，是普勒冈的海湾，在法国，南特附近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那张油画效果的海景，“你怎么知道的？”李孜抬起头来问。
“那个蓝色的灯塔，很特别。”他回答，“大学最后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曾经到过那里。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在床上的，火车上、车站里、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难忘的日子。“
“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李孜问。
Terence笑了一下，答道：“我们彼此之间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说完就走了。
(part 2)
第二天早晨，李孜头一遭进了刑事庭，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本案的地区检察官，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人男子，不曾开口就显得声色俱厉，很具正义感。相形之下，法官反倒和煦了许多，六十岁上下的女人，有些胖，看起来应该心肠很软。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三名黑人妇女，三名西裔妇女，一个菲裔男子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人，剩下的五个都是白人，三男两女。都是Han的前任辩护律师在预审之前参与选择的，无论喜欢与否，他们也只能接受了。
Han坐在李孜身边的被告席上，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白衬衫，没有打领带，显得很平静。他的家人、朋友和几个芭蕾舞团的同事都坐在旁听席听审，倒是受害人那一边没有任何人出席。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她曾以为Ming可能会来，至少Eli York遗嘱里提到的那个姓Vernette的法国人肯定会来，受托料理丧事的总应该是很亲近的朋友吧。
法官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官先陈述了指控的性质和案情经过。由于缺乏有可采证据支持的辩护要点，Ward出于诉讼策略考虑，放弃了辩方的开场陈述。
之后的控方举证进行了整个上午，检察官先后提交了数十件案发现场取得的物证，包括银厦的监控录像、Han留在公寓客厅里的几处指纹、其中一只酒杯上的唾液DNA检测报告，还有Eli York留给Guary Criton律师的遗嘱。
Ward仅仅在交叉询问当中提出，所有这些证据只能显示被告在案发前到过现场，无法直接证明他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接下去的几份证物和证人证言很快就让这一观点显得苍白无力。
先是Han的心理医生到庭作证，证明Han在8月20日离开纽约前临时预约了一次门诊，带走了一张处方。
“你总是一次开给他两周的药量吗？”检察官问。
“不是，”医生回答，“一般总是七天的量，但他说要出差两周，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服药半年左右了，突然停药可能会有些不良反应。”
“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梦境怪异、幻觉、嗜睡、情绪低落等等，”医生说道，“当然，跟服药过量的副反应根本不能相比。”
检察官紧接着呈上了上西城一间药房的销售记录。记录显示，8月20日当天，Han曾用那张处方购买了两盒共两千一百毫克的文法拉辛缓释胶囊。
随后出庭的是为本案出具验尸报告的犯罪鉴识专家，他应检察官的要求陈述了尸检结果，说Eli York的死因正是过量服用含有中枢神经兴奋成分的文法拉辛，估计剂量在两千毫克左右。按其死亡时间时间推断，服药的时间是在九月十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
检察官适时地重提了一下监控录像里Han离开银厦的时间，一点三十五分，刚好落在这个区段里。
Ward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两个假设，以及随之产生的两个问题：
假设一.死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喝下混入文法拉辛的酒。但留在现场的两只酒杯属于威士忌纯饮杯，容量是三盎司，两千毫克的药物能否在短时间内不留痕迹的混入？
假设二.死者被迫服下药物。死者和被告均为成年男性，身高均为六英尺上下，体重也相当，为什么尸检时并未在死者身上发现明显伤痕？
接下去的一个证人便是Lance Osler，按检察官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他的证词：去年8月30日，曾在巴黎和平路上一家商店里看到Han打了Eli York，并威胁要杀了他。
Ward站起来做交叉询问，装作很随便的问：“Osler先生，请问你在市立芭蕾舞团的职衔是？”
“首席演员（Principal Dancer）。”Osler回答。
“据我所知案发时本案被告是首席演员，而你还只是独舞演员（Soloist Dancer），你是什么时候晋升到现在这个职衔的？”
“去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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