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指挥官把我叫了过去：你在写什么?给我家中年轻的妻子写信。好吧。路上小心。
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么？我的回答是：疯狂投下的阴影，以及我们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记的某个地方写道：我明白了，在我到达那里的最初几天里，我就明白了;人要化为泥土实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祖科夫化学工程师
?
采取行动
当时已经是五月月底，距离事故发生已经将近一个月。我们开始收到来自30公里隔离区内的产品;用于测试。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突然有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就好像这里已经变成了一间军事研究所。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整个白俄罗斯唯一拥有这方面专家和设备的研究所。
他们送来了家养及非家养动物的内脏。我们还检查了牛奶。经过初步检测，一切都已经很明了：我们所收到的产品恐怕不能再被称为肉一它们己经成了辐射污染的副产品。在隔离区内，牲畜群有专人轮班照看;牧人们来来去去，挤奶女工被带到这儿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挤牛奶。牛奶场按照政府制订的计划工作。我们负责检查牛奶。事实上，那些不是牛奶，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把产自罗加乔夫牛奶场的奶粉及罐装的浓缩牛奶作为演讲中所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产品。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产自这一工厂的奶制品。当人们看到它们产自罗加乔夫而停止购买的时候，商店里突然就出现了许多没有标签的罐装牛奶。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印商标的纸。
在我第一次前往隔离区的时候，我测量了树林里的背景辐射量，其剂量相当于公路上或田地里辐射量的五至六倍。但是，那里到处都可以测到
如此高剂量的辐射物。卡车在公路上跑，农民们在田里犁地。在一些村子里，我们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测量了他们的甲状腺内所含有的辐射物，其剂量往往超出了人体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至300倍，我们的工作队里有一个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线专家。当她看到孩子们正坐在一个沙坑里玩耍时，她简直就要疯掉了。我们检查了动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质。我们走进商店;和许多乡村商店一样，他们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装和裙子的旁边就摆着萨拉米香肠和人造奶油。这些商品就这样置放在露天的环境里，他们甚至都没有在上面盖一层玻璃纸。我们从那里取了香肠和鸡蛋;我们做了一个伦琴射线显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汁里含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马利亚。
我们问我们的领导，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们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安慰民众：我们已经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相信他的话。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种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哪怕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我们的测量，看电视。我们己经习惯了相信。我出生于战后，属于战后的一代，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中都充溢着这种信任，或者说，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信仰。它究竟来自于何处？那场可怕的战争虽然惨烈，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那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为这一胜利而对我们心存感激。
好了，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跑到广场上，大声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把我们的报告订成册，我们将所有解释性的注释汇编在一起。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疑义且不加任何评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因为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记得我的同事当中没有任何
人拒绝前往隔离区执行任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开除党籍，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平且美好的国家里，对我们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也是其他所有原则的基础。一旦这一信仰倒塌崩溃，许多人都会因此而心脏病发和自杀。也正是因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会选择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你失去这份信仰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参与者，而变成了一名失败者，你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我对他自杀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标志。
马拉?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总工程师
?
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从一开始;我们听说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我只知道那是一个距离我们莫吉廖夫很远的地方。后来，我弟弟从学校跑回了家，他说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药丸。很显然，的确有事发生了。
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么？我的回答是：疯狂投下的阴影，以及我们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记的某个地方写道：我明白了，在我到达那里的最初几天里，我就明白了;人要化为泥土实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祖科夫化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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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当时已经是五月月底，距离事故发生已经将近一个月。我们开始收到来自30公里隔离区内的产品;用于测试。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突然有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就好像这里已经变成了一间军事研究所。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整个白俄罗斯唯一拥有这方面专家和设备的研究所。
他们送来了家养及非家养动物的内脏。我们还检查了牛奶。经过初步检测，一切都已经很明了：我们所收到的产品恐怕不能再被称为肉一它们己经成了辐射污染的副产品。在隔离区内，牲畜群有专人轮班照看;牧人们来来去去，挤奶女工被带到这儿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挤牛奶。牛奶场按照政府制订的计划工作。我们负责检查牛奶。事实上，那些不是牛奶，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把产自罗加乔夫牛奶场的奶粉及罐装的浓缩牛奶作为演讲中所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产品。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产自这一工厂的奶制品。当人们看到它们产自罗加乔夫而停止购买的时候，商店里突然就出现了许多没有标签的罐装牛奶。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印商标的纸。
在我第一次前往隔离区的时候，我测量了树林里的背景辐射量，其剂量相当于公路上或田地里辐射量的五至六倍。但是，那里到处都可以测到
如此高剂量的辐射物。卡车在公路上跑，农民们在田里犁地。在一些村子里，我们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测量了他们的甲状腺内所含有的辐射物，其剂量往往超出了人体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至300倍，我们的工作队里有一个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线专家。当她看到孩子们正坐在一个沙坑里玩耍时，她简直就要疯掉了。我们检查了动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质。我们走进商店;和许多乡村商店一样，他们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装和裙子的旁边就摆着萨拉米香肠和人造奶油。这些商品就这样置放在露天的环境里，他们甚至都没有在上面盖一层玻璃纸。我们从那里取了香肠和鸡蛋;我们做了一个伦琴射线显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汁里含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马利亚。
我们问我们的领导，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们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安慰民众：我们已经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相信他的话。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种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哪怕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我们的测量，看电视。我们己经习惯了相信。我出生于战后，属于战后的一代，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中都充溢着这种信任，或者说，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信仰。它究竟来自于何处？那场可怕的战争虽然惨烈，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那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为这一胜利而对我们心存感激。
好了，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跑到广场上，大声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把我们的报告订成册，我们将所有解释性的注释汇编在一起。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疑义且不加任何评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因为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记得我的同事当中没有任何
人拒绝前往隔离区执行任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开除党籍，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平且美好的国家里，对我们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也是其他所有原则的基础。一旦这一信仰倒塌崩溃，许多人都会因此而心脏病发和自杀。也正是因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会选择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你失去这份信仰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参与者，而变成了一名失败者，你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我对他自杀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标志。
马拉?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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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从一开始;我们听说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我只知道那是一个距离我们莫吉廖夫很远的地方。后来，我弟弟从学校跑回了家，他说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药丸。很显然，的确有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