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五一节。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到家，家里的窗户都被风吹开了。这是我后来才想起来的。
我在环境防护监察中心工作。我们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监察中心的员工当中，专业人员寥寥可数，尤其是在管理层当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错，他们就会把你派到我们这儿来。来这儿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纸。直到我们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在莫斯科发表讲话，使人们心中的警钟开始大响之后，他们这才开始有了动静。他们简直恨透了他！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孩子还住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孙子，但是，向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们！你也许会认为，这时候，某种自我保护机制总应该开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内部会议上，甚至包括
其间的吸烟休息时间里，你听到的都是关于那些作家的讨论。他们为什么要执著于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他们完全可以放下这一切！我们会接到指令！我们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我们有中央委员会，我们有总书记！那时候，我想我大概对1937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站还抱着一种田园诗歌般的理想观点。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再地被告知核电站简直就是一种魔法工厂，它可以无中生有，从无中制造出巨大的能量，而这一切只须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们坐在操作台前，轻轻按一下按钮就能实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时，我们所有人都还没有作好迎接这一事实的准备，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们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着诸^绝密、关于事故的报告：机密、科学观察的结果：机密、参与事故清理的人员辐射情况报告：机密之类的文件。外面的传言越来越多：有人在某份报纸上看到，有人听说，还有人说hellip;hellip;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说法，而这些人也是当时唯一讨论该吃什么药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往往都是：我们的敌人正在欢庆，但是我们会让一切都好起来的。5月9日，那些老兵将会出现在胜利大游行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些曾经参与核电站救火的消防员。正如后来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当时的我们就生活在各种谣言和传言之中。我想，接过你手里的石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想hellip;hellip;
突然有一天，城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女人。她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同时大声说道：我见过辐射。辐射是蓝色的，它能覆盖所有的东西。听了她的话，人们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乡村奶酪。一位老妇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边，市场里己经没有人买牛奶。别担心，她说，我从不让我的牛跑到田里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来的。如果你驾车离开城市，来到郊区或农村，你就会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头全身裹满玻璃纸的牛，而站在它旁边的则是一位全身包满玻璃纸的农村老妇人。眼前的情景
简直让你哭笑不得。
这时，他们开始将我们外派，监督下层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这家工厂收到的原材料丝毫没有减少;生产计划并没有调整，所以他们依然照原计划工作。我走进仓库，刚一打开我带的仪器，它的指针就开始剧烈地摇摆。那些木板还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扫帚附近，它的指针立刻就从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后就不动了。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克拉斯诺波尔。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拉斯诺波尔是整个莫吉廖夫地区受辐射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还有一船货物没有发。其的都已经发货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们已经发往各城镇的货物再找回来呢？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一我怕我会忘记hellip;hellip;哦，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突然之间，你就有了这种全新的感觉，而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它的存在;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生活。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需要这种生活。但是，现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么？你用什么来填饱孩子的肚子？什么东西是危险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应不应该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该留下来吗？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都己经习惯了生活一可是，你该如何生活？和整个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过那种集体化的生活;就像工厂和集体农庄里的人一样。我们是苏联人，我们已经被集体化了。譬如说，我就是一个苏联人，非常地道、非常苏联化的一个人。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参加学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然后把挣的钱转寄给拉丁美洲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所在小组的工作报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给了位于乌拉圭的联盟组织。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们都变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们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明白这一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
我在环境防护监察中心工作。我们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监察中心的员工当中，专业人员寥寥可数，尤其是在管理层当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错，他们就会把你派到我们这儿来。来这儿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纸。直到我们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在莫斯科发表讲话，使人们心中的警钟开始大响之后，他们这才开始有了动静。他们简直恨透了他！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孩子还住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孙子，但是，向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们！你也许会认为，这时候，某种自我保护机制总应该开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内部会议上，甚至包括
其间的吸烟休息时间里，你听到的都是关于那些作家的讨论。他们为什么要执著于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他们完全可以放下这一切！我们会接到指令！我们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我们有中央委员会，我们有总书记！那时候，我想我大概对1937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站还抱着一种田园诗歌般的理想观点。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再地被告知核电站简直就是一种魔法工厂，它可以无中生有，从无中制造出巨大的能量，而这一切只须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们坐在操作台前，轻轻按一下按钮就能实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时，我们所有人都还没有作好迎接这一事实的准备，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们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着诸^绝密、关于事故的报告：机密、科学观察的结果：机密、参与事故清理的人员辐射情况报告：机密之类的文件。外面的传言越来越多：有人在某份报纸上看到，有人听说，还有人说hellip;hellip;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说法，而这些人也是当时唯一讨论该吃什么药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往往都是：我们的敌人正在欢庆，但是我们会让一切都好起来的。5月9日，那些老兵将会出现在胜利大游行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些曾经参与核电站救火的消防员。正如后来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当时的我们就生活在各种谣言和传言之中。我想，接过你手里的石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想hellip;hellip;
突然有一天，城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女人。她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同时大声说道：我见过辐射。辐射是蓝色的，它能覆盖所有的东西。听了她的话，人们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乡村奶酪。一位老妇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边，市场里己经没有人买牛奶。别担心，她说，我从不让我的牛跑到田里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来的。如果你驾车离开城市，来到郊区或农村，你就会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头全身裹满玻璃纸的牛，而站在它旁边的则是一位全身包满玻璃纸的农村老妇人。眼前的情景
简直让你哭笑不得。
这时，他们开始将我们外派，监督下层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这家工厂收到的原材料丝毫没有减少;生产计划并没有调整，所以他们依然照原计划工作。我走进仓库，刚一打开我带的仪器，它的指针就开始剧烈地摇摆。那些木板还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扫帚附近，它的指针立刻就从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后就不动了。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克拉斯诺波尔。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拉斯诺波尔是整个莫吉廖夫地区受辐射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还有一船货物没有发。其的都已经发货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们已经发往各城镇的货物再找回来呢？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一我怕我会忘记hellip;hellip;哦，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突然之间，你就有了这种全新的感觉，而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它的存在;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生活。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需要这种生活。但是，现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么？你用什么来填饱孩子的肚子？什么东西是危险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应不应该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该留下来吗？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都己经习惯了生活一可是，你该如何生活？和整个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过那种集体化的生活;就像工厂和集体农庄里的人一样。我们是苏联人，我们已经被集体化了。譬如说，我就是一个苏联人，非常地道、非常苏联化的一个人。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参加学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然后把挣的钱转寄给拉丁美洲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所在小组的工作报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给了位于乌拉圭的联盟组织。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们都变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们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明白这一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