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的学位论文的主题是蜜蜂的行为。我在一个
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生活了两个月。那里还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岛上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将我带到了它们家里。通常情况下，蜜蜂不会允许任何人靠近距离其巢穴三米以内的地方，但是，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开始允许我接近它们。我把果酱涂在火柴上，伸进蜂巢里喂给它们吃。我们的老师过去常说：不要摧毁蚁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栖息地。蜂巢和整个树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渐渐地，我也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会跑过来，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只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经认为我就是这里的一部分。我曾经在那儿度过了我的昨天，明天，我还会回到那里。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人们曾经举行过一场幼儿绘画展览，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只鹤从一片田野里走过，最后走进了泥土里。没有人提到过鹤。我也深有同感。不过，我却不得不工作。我们走遍了地区内的每个地方，收集各种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把它们带回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对此怨声载道：我们现在带着的可是一个真正的烫手山芋，而且还lsquo;烫得厉害。我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服装。你坐在汽车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后就放着那些炽热的样品。
他们拟订了许多掩埋含辐射的土地的草案。我们用泥土来掩埋泥土;这真是一项奇特的人类活动。根据指示，无论掩埋的物体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在掩埋前进行地质勘测，从而确保掩埋点周围四至六平方米内不会出现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与此同时，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须铺上玻璃纸薄膜。我们接到的指示里就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执行任务时，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地质调查。他们会伸出手，指向一个地方，然后说：
就在这）L挖。随后，那些挖掘者就开始工作。你们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当我挖到有水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挖了。他们往往都是直接冲着地下水挖下去。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
后，我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们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派任务是去克拉斯诺波尔斯克地区，之前我己经说过，那个地区受污染程度最严重。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从土地进入河流，依照指示，我们需要将每项工作都重复一遍。你必须在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然后留出一个缺口，然后再在另一块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同时还要确保每道沟之间的间距相等。你还需要驾车走遍所有的小河，检査河水。于是，我搭乘大巴到达了该地区的中央地带，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我需要一辆小汽车。于是，我去找了地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两只手撑着自己的脑袋：没有人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收割工作照常进行，一切就像几个月前他们播种豌豆时一样，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辐射物质最多，但是他们仍然打算把地里已经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类植物一同收上来，在那里，有些地方的辐射量己经达到或超过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应酬我。幼儿园里的厨师和幼教都已经跑了。孩子们正在饿肚子。每当出现急症病人的时候，你都需要把他们送上救护车，然后拉到邻近地区的医院，而这意味着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犹如搓衣板的马路上整整颠簸60公里;因为当地的医生全都跑了。汽车？双倍数量的犁沟？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我.
遭到拒绝的我只得去向军方寻求帮助。那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六个月。现在，他们全都病了。他们给了我一辆装甲运输车和一队士兵;不，等一等，事实的情况比我预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辆车顶装有机关枪的装甲探险车。很可惜的是，我当时并没有穿上部队里发给我的武器装备和这辆车合影。一切就像我说的那样浪漫，富有诗意。这辆车的指挥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断地通过无线电与总部通话：
雄鹰！雄鹰！我们正在继续前进。我们沿着道路一直向前开，道路两旁就是茂密的树林;这是我们的树林、我们的公路，但是我们却坐在一辆装甲车里。女人们站在自家的篱笆旁哭泣一一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已经打响。
根据我们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沟上作业的拖拉机应该有一个完全密封且带有保护装置的驾驶员车厢。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机，驾驶员车厢的确被密封了起来，但是那辆拖拉机就停在犁沟上，而司机则躺在旁边的草地上休息。你疯了吗？你难道没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吗？可是，我已经把汗衫罩在头上了。他回答说。人们并不明白这一切。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战争的危险性，并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从来没有人和他们提到过切尔诺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当美丽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树林现在还在那里，那些古老的树林。还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颜色几乎与茶无异，但清澈如天空。碧绿的草地。人们在树林里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像早晨起来，走进自家的花园一样。而你也站在那里，心里很清楚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受到了辐射的污染。
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生活了两个月。那里还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岛上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将我带到了它们家里。通常情况下，蜜蜂不会允许任何人靠近距离其巢穴三米以内的地方，但是，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开始允许我接近它们。我把果酱涂在火柴上，伸进蜂巢里喂给它们吃。我们的老师过去常说：不要摧毁蚁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栖息地。蜂巢和整个树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渐渐地，我也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会跑过来，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只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经认为我就是这里的一部分。我曾经在那儿度过了我的昨天，明天，我还会回到那里。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人们曾经举行过一场幼儿绘画展览，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只鹤从一片田野里走过，最后走进了泥土里。没有人提到过鹤。我也深有同感。不过，我却不得不工作。我们走遍了地区内的每个地方，收集各种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把它们带回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对此怨声载道：我们现在带着的可是一个真正的烫手山芋，而且还lsquo;烫得厉害。我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服装。你坐在汽车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后就放着那些炽热的样品。
他们拟订了许多掩埋含辐射的土地的草案。我们用泥土来掩埋泥土;这真是一项奇特的人类活动。根据指示，无论掩埋的物体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在掩埋前进行地质勘测，从而确保掩埋点周围四至六平方米内不会出现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与此同时，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须铺上玻璃纸薄膜。我们接到的指示里就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执行任务时，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地质调查。他们会伸出手，指向一个地方，然后说：
就在这）L挖。随后，那些挖掘者就开始工作。你们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当我挖到有水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挖了。他们往往都是直接冲着地下水挖下去。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
后，我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们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派任务是去克拉斯诺波尔斯克地区，之前我己经说过，那个地区受污染程度最严重。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从土地进入河流，依照指示，我们需要将每项工作都重复一遍。你必须在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然后留出一个缺口，然后再在另一块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同时还要确保每道沟之间的间距相等。你还需要驾车走遍所有的小河，检査河水。于是，我搭乘大巴到达了该地区的中央地带，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我需要一辆小汽车。于是，我去找了地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两只手撑着自己的脑袋：没有人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收割工作照常进行，一切就像几个月前他们播种豌豆时一样，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辐射物质最多，但是他们仍然打算把地里已经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类植物一同收上来，在那里，有些地方的辐射量己经达到或超过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应酬我。幼儿园里的厨师和幼教都已经跑了。孩子们正在饿肚子。每当出现急症病人的时候，你都需要把他们送上救护车，然后拉到邻近地区的医院，而这意味着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犹如搓衣板的马路上整整颠簸60公里;因为当地的医生全都跑了。汽车？双倍数量的犁沟？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我.
遭到拒绝的我只得去向军方寻求帮助。那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六个月。现在，他们全都病了。他们给了我一辆装甲运输车和一队士兵;不，等一等，事实的情况比我预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辆车顶装有机关枪的装甲探险车。很可惜的是，我当时并没有穿上部队里发给我的武器装备和这辆车合影。一切就像我说的那样浪漫，富有诗意。这辆车的指挥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断地通过无线电与总部通话：
雄鹰！雄鹰！我们正在继续前进。我们沿着道路一直向前开，道路两旁就是茂密的树林;这是我们的树林、我们的公路，但是我们却坐在一辆装甲车里。女人们站在自家的篱笆旁哭泣一一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已经打响。
根据我们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沟上作业的拖拉机应该有一个完全密封且带有保护装置的驾驶员车厢。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机，驾驶员车厢的确被密封了起来，但是那辆拖拉机就停在犁沟上，而司机则躺在旁边的草地上休息。你疯了吗？你难道没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吗？可是，我已经把汗衫罩在头上了。他回答说。人们并不明白这一切。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战争的危险性，并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从来没有人和他们提到过切尔诺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当美丽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树林现在还在那里，那些古老的树林。还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颜色几乎与茶无异，但清澈如天空。碧绿的草地。人们在树林里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像早晨起来，走进自家的花园一样。而你也站在那里，心里很清楚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受到了辐射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