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开始拍照。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们刚刚安葬了一位曾经和我们一起去那儿的朋友。他死于血癌。我们被唤醒了,然后,我们按照斯拉夫人的传统^?我们一起喝酒。谈话由此开始,直到午夜才结束。一开始,我们的话题是他;逝去的人。然而,在那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关于国家命运和宇宙结构的探讨上。俄罗斯军队会不会离开车臣?会不会爆发第二次高加索战争?或者,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日里诺夫斯基能够成功竞选为总统吗?叶利钦会再度当选吗?我们谈论英国皇室和戴安娜王妃,俄罗斯的君主政体以及切尔诺贝利和其他一些理论。有些人说外星人早就知道灾难会发生,并且将会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另一些人说,这是一次实验,不久之后,许多拥有超常天赋的孩子就会诞生。或者,白俄罗斯人将会从这个世
界上消失,就像当年的契丹人。我们是形而上学者。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而是生活在我们的梦里,我们活在自己的谈话中。因为,为了理解生活,你需要为这普通的生活添加一些东西进去,即便是当你接近死亡的时候也是如此。
维克托?拉图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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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残缺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的是一个残缺的孩子,我依然会像爱正常孩子一样爱他。你能想象得到吗?她现在才读十年级,但是她竟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她的朋友和她一样,她们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熟人最近刚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英俊,妻子漂亮,然而他们的儿子却长了一张一直咧到耳根的大嘴巴,而且还没有耳朵。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探访他们,可是我的女儿并不介意,她能够始终很坦然地直视他们的目光。她想去那儿,也许她只是想去看一看,或者她想尝试着去爱他。
我们原本可以离开这儿,但是我和丈夫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都是核辐射的受害者。我们并不害怕对方,假如有人给你一个从他们花园里摘下来的苹果或黄瓜,你会很自然地接过来,然后吃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藏进自己的口袋里或包里,然后再把它扔掉。我们共享着相同的记忆。我们拥有同样的命运。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外来者,我们都是受到歧视的传染病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诸如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之类的称谓。但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你们害怕我们。如果可以,你们很有可能不会允许我们离开这里,你们会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紧张的心稍稍恢
复平静。(她停了下来。)不要跟我说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样。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最初的几天里hellip;hellip;我曾经带着女儿逃到了明斯克,去找我的妹妹。然而,我的亲妹妹却不让我们走进她们家,她家里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一次,我们最后只得在火车站过夜。
我有过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应该去哪里?也许,我们应该自系,从而让自己少受折磨?这样的想法只在最初几天出现过。每个人都开始想象可怕的疾病即将出现一那些不可思议的疾病。我是一名医生。我只能猜测其他人在想些什么。现在,我望着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去哪儿,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的女儿曾经参加过一个少年先锋队夏令营,营队里的其他孩子都不敢碰她。她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人。她会放射出一种黑色的光。晚上,他们让她站在营地的院子里,从而可以让他们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发光。
人们会谈论战争,谈论那些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并且拿我们和他们做比较。可是,那些人是高兴而幸福的!他们赢得了战争!战争给了他们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量,正如我们现在所讲的,战争赋予了他们一种极其强大的生存动力和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只想活下去、学习,然后生孩子。可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怕。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并且为我们的孙子孙女担心。人们笑得少了,节假日里的歌声也少了。树林取代了之前的田地,这里的风景也变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也发生了改变。所有人都变得很沮丧、很消沉。在这里,你会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切尔诺贝利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它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你不写我们的故事也许会更好。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我们。没有人会在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中谈论癌症。同样,如果有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没有人会在他的家人面前提到监狱。
娜达莎?阿法娜斯耶夫娜?布拉科娃霍伊尼基的一名村民
我有很多资料,我一直在收集各种资料,至今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一报纸上剪辑下来的资料,我自己的评论。我有很多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们都给你。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离不开它,但是我自己却无法动笔把它们都写下来。我能够战斗;组织游行示威、站岗放哨、获取药品、探访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无法把它写下来。不过,你应该这样做。我对此感触很多,一直以来,我都无法正确地面对和处理这些情感,它们麻痹了我的大脑,使它陷入了瘫痪。有很多人一直在执著地关注和研究切尔诺贝利事件,并且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书。但是,我不想成为这种人,我不想成为揭露这一事件的人。
界上消失,就像当年的契丹人。我们是形而上学者。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而是生活在我们的梦里,我们活在自己的谈话中。因为,为了理解生活,你需要为这普通的生活添加一些东西进去,即便是当你接近死亡的时候也是如此。
维克托?拉图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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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残缺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的是一个残缺的孩子,我依然会像爱正常孩子一样爱他。你能想象得到吗?她现在才读十年级,但是她竟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她的朋友和她一样,她们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熟人最近刚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英俊,妻子漂亮,然而他们的儿子却长了一张一直咧到耳根的大嘴巴,而且还没有耳朵。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探访他们,可是我的女儿并不介意,她能够始终很坦然地直视他们的目光。她想去那儿,也许她只是想去看一看,或者她想尝试着去爱他。
我们原本可以离开这儿,但是我和丈夫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都是核辐射的受害者。我们并不害怕对方,假如有人给你一个从他们花园里摘下来的苹果或黄瓜,你会很自然地接过来,然后吃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藏进自己的口袋里或包里,然后再把它扔掉。我们共享着相同的记忆。我们拥有同样的命运。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外来者,我们都是受到歧视的传染病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诸如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之类的称谓。但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你们害怕我们。如果可以,你们很有可能不会允许我们离开这里,你们会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紧张的心稍稍恢
复平静。(她停了下来。)不要跟我说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样。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最初的几天里hellip;hellip;我曾经带着女儿逃到了明斯克,去找我的妹妹。然而,我的亲妹妹却不让我们走进她们家,她家里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一次,我们最后只得在火车站过夜。
我有过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应该去哪里?也许,我们应该自系,从而让自己少受折磨?这样的想法只在最初几天出现过。每个人都开始想象可怕的疾病即将出现一那些不可思议的疾病。我是一名医生。我只能猜测其他人在想些什么。现在,我望着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去哪儿,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的女儿曾经参加过一个少年先锋队夏令营,营队里的其他孩子都不敢碰她。她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人。她会放射出一种黑色的光。晚上,他们让她站在营地的院子里,从而可以让他们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发光。
人们会谈论战争,谈论那些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并且拿我们和他们做比较。可是,那些人是高兴而幸福的!他们赢得了战争!战争给了他们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量,正如我们现在所讲的,战争赋予了他们一种极其强大的生存动力和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只想活下去、学习,然后生孩子。可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怕。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并且为我们的孙子孙女担心。人们笑得少了,节假日里的歌声也少了。树林取代了之前的田地,这里的风景也变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也发生了改变。所有人都变得很沮丧、很消沉。在这里,你会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切尔诺贝利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它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你不写我们的故事也许会更好。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我们。没有人会在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中谈论癌症。同样,如果有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没有人会在他的家人面前提到监狱。
娜达莎?阿法娜斯耶夫娜?布拉科娃霍伊尼基的一名村民
我有很多资料,我一直在收集各种资料,至今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一报纸上剪辑下来的资料,我自己的评论。我有很多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们都给你。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离不开它,但是我自己却无法动笔把它们都写下来。我能够战斗;组织游行示威、站岗放哨、获取药品、探访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无法把它写下来。不过,你应该这样做。我对此感触很多,一直以来,我都无法正确地面对和处理这些情感,它们麻痹了我的大脑,使它陷入了瘫痪。有很多人一直在执著地关注和研究切尔诺贝利事件,并且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书。但是,我不想成为这种人,我不想成为揭露这一事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