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我能够如实地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情况会怎样？（思考。）那场温暖的四月小雨。七年过去了，我还在想那场雨。那些雨滴落地后，立刻就像水银一样，聚集到了一起。他们说辐射是没有颜色的，可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雨落到地上，最终形成了无数绿色和鲜黄色的小水坑。我的邻居在我耳边小声说，自由广播电台报道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我当时根本就没留意她说的话。我坚信，如果真的有事情发生，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各种特殊的装置和设备;特殊的报警信号、防爆庇护所;他们一定会对我们发出警告。我们对此坚信不疑！
我们都上过民防课程，我甚至还是这门课的老师。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另一个邻居给我带来了一些粉末。这是他的一个亲戚给他的，而且他还告诉了我粉末的使用方法。他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过，他要我向他保证一定会保持沉默，不告诉别人一就像水中的鱼儿一样沉默，就像石头一样默不作声！他尤其担心我会在打电话时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
当时，我的侄子和我一起住，他还很小。我呢？我还是不相信。我想，我们谁也不会喝下那些粉末。我们非常信任他们;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年轻的一代人也同样如此。
我还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之初自己见到的一些事情，以及听到的那些传言，并且时常回想当时的情形，从这一个联想到另一个。从眼前的一切出发，回想过去，这有点困难;作为一名作家，我曾经考虑这个问题，我的身体里就好像住着两个我：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的我，以及事情发生之后的我。而且，站在现在的立场上，你很难确定那个之前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的观念就变了。
从爆炸发生后没多久开始，我就经常进入隔离区。我记得当我走到某些村子里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那里的那种死一般的寂静令我震惊。没有鸟，什么都没有。你在路上行走，而你的周围;什么都没有。?片肃静。我的意思是，那些房子早就空了，住在这里的人也全都离开了，可是，你看看四周，一点生气都没有，就连一只小鸟都看不到。
我们去了楚迪亚尼村;那里测出的辐射强度为149居里。随后，我们又去了?马力诺夫卡村;59居里。这里的村民所吸收的辐射剂量是那些在进行核试验地区巡逻的士兵的100倍。核试验地区的土地;1000倍！放射量测定器在颤抖，它的指针已经指向了极限值，可是集体农庄的工作者已经拿到了地区放射学家签署的文件，上面说吃这里的蔬菜沙拉完全是安全的：莴苣、洋葱、西红柿、黄瓜;所有的蔬菜。所有的作物都在生长，所有的人都吃这些东西。那些放射学家现在又是怎么说的？他们该如
何才能自圆其说呢？
在村子里，我们遇到过很多喝醉了的人。他们手里拎着酒瓶，跌跌撞撞地到处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嬉笑，就连女人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挤奶女工。
在t个村子里，我们去探访了当地的一所幼儿园。孩子们四处奔跑，在沙坑里玩游戏。院长告诉我们，他们每个月都会更换新沙子。沙子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你大概也能猜到他们是从哪儿买来的这些沙子。幼儿园里的孩子看起来都不快乐。我们给他们讲笑话，他们还是不笑。他们的老师说：别试了。我们的孩子不会笑。当他们睡着后，他们会流泪。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刚刚分娩的妈妈。是谁让你在这儿生孩子的？我问道。外面的辐射剂量高达59居里。医生兼放射学家来了，她说我不应该把孩子的衣服晒在外面。他们试图说服人们让他们留下来。即使是在他们己经将村子的居民都转移之后，他们也还会带其他人来这里种地，收割土豆。
现在，他们怎么说;地区委员会的书记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如何才能证明自己当初说的那些话呢？他们说这都是谁的错？
我保留了许多指令;最高机密指令。我会把它们都给你，你需要写一本诚实的书。那里面有如何处理受污染的鸡肉的指令。如果需要传递任何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你应该穿戴防护装备：橡胶手套、橡胶长袍、靴子等。如果辐射量达到了XX居里，你就需要把肉或香肠放进盐水里煮沸后再食用，然后把煮过东西的盐水倒进厕所。如果辐射量超过了上一数字，你应该把肉放进骨头粉里，用作牲畜饲料。这就是他们处理肉的计划。来自受辐射污染地区的肉价格非常便宜;它们全都被销往未受污染地区。那些运送这些牲畜和肉的司机告诉我，车里的牛十分奇怪，它们掉毛掉得特别厉害，而且它们总是很饿，什么都吃;垃圾、报纸。喂养它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会把这些牛卖给集体农庄，不过，如果司机想要，他们也可以从中挑一两头牛，运到自己的农场。这是犯罪！犯罪！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小卡车。它开得非常慢，就好像它后面放了一副棺材，正准备开往墓地一样。我们拦住了那辆车，我想开车的司机应该是喝醉了，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你没事吧？我问道。没事，我刚刚运完受污染的泥土。在那么热的天气里，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尘土？你疯了吗？你还那么年轻，你还要结婚、生孩子！哪里能找得到开一趟车就能挣50卢布的活？在当时，50卢布能够买一套新西装。人们谈论得更多的往往是金钱，而不是福射。为了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报酬，或者，相对于一条生命而言，这些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我们都上过民防课程，我甚至还是这门课的老师。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另一个邻居给我带来了一些粉末。这是他的一个亲戚给他的，而且他还告诉了我粉末的使用方法。他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过，他要我向他保证一定会保持沉默，不告诉别人一就像水中的鱼儿一样沉默，就像石头一样默不作声！他尤其担心我会在打电话时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
当时，我的侄子和我一起住，他还很小。我呢？我还是不相信。我想，我们谁也不会喝下那些粉末。我们非常信任他们;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年轻的一代人也同样如此。
我还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之初自己见到的一些事情，以及听到的那些传言，并且时常回想当时的情形，从这一个联想到另一个。从眼前的一切出发，回想过去，这有点困难;作为一名作家，我曾经考虑这个问题，我的身体里就好像住着两个我：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的我，以及事情发生之后的我。而且，站在现在的立场上，你很难确定那个之前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的观念就变了。
从爆炸发生后没多久开始，我就经常进入隔离区。我记得当我走到某些村子里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那里的那种死一般的寂静令我震惊。没有鸟，什么都没有。你在路上行走，而你的周围;什么都没有。?片肃静。我的意思是，那些房子早就空了，住在这里的人也全都离开了，可是，你看看四周，一点生气都没有，就连一只小鸟都看不到。
我们去了楚迪亚尼村;那里测出的辐射强度为149居里。随后，我们又去了?马力诺夫卡村;59居里。这里的村民所吸收的辐射剂量是那些在进行核试验地区巡逻的士兵的100倍。核试验地区的土地;1000倍！放射量测定器在颤抖，它的指针已经指向了极限值，可是集体农庄的工作者已经拿到了地区放射学家签署的文件，上面说吃这里的蔬菜沙拉完全是安全的：莴苣、洋葱、西红柿、黄瓜;所有的蔬菜。所有的作物都在生长，所有的人都吃这些东西。那些放射学家现在又是怎么说的？他们该如
何才能自圆其说呢？
在村子里，我们遇到过很多喝醉了的人。他们手里拎着酒瓶，跌跌撞撞地到处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嬉笑，就连女人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挤奶女工。
在t个村子里，我们去探访了当地的一所幼儿园。孩子们四处奔跑，在沙坑里玩游戏。院长告诉我们，他们每个月都会更换新沙子。沙子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你大概也能猜到他们是从哪儿买来的这些沙子。幼儿园里的孩子看起来都不快乐。我们给他们讲笑话，他们还是不笑。他们的老师说：别试了。我们的孩子不会笑。当他们睡着后，他们会流泪。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刚刚分娩的妈妈。是谁让你在这儿生孩子的？我问道。外面的辐射剂量高达59居里。医生兼放射学家来了，她说我不应该把孩子的衣服晒在外面。他们试图说服人们让他们留下来。即使是在他们己经将村子的居民都转移之后，他们也还会带其他人来这里种地，收割土豆。
现在，他们怎么说;地区委员会的书记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如何才能证明自己当初说的那些话呢？他们说这都是谁的错？
我保留了许多指令;最高机密指令。我会把它们都给你，你需要写一本诚实的书。那里面有如何处理受污染的鸡肉的指令。如果需要传递任何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你应该穿戴防护装备：橡胶手套、橡胶长袍、靴子等。如果辐射量达到了XX居里，你就需要把肉或香肠放进盐水里煮沸后再食用，然后把煮过东西的盐水倒进厕所。如果辐射量超过了上一数字，你应该把肉放进骨头粉里，用作牲畜饲料。这就是他们处理肉的计划。来自受辐射污染地区的肉价格非常便宜;它们全都被销往未受污染地区。那些运送这些牲畜和肉的司机告诉我，车里的牛十分奇怪，它们掉毛掉得特别厉害，而且它们总是很饿，什么都吃;垃圾、报纸。喂养它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会把这些牛卖给集体农庄，不过，如果司机想要，他们也可以从中挑一两头牛，运到自己的农场。这是犯罪！犯罪！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小卡车。它开得非常慢，就好像它后面放了一副棺材，正准备开往墓地一样。我们拦住了那辆车，我想开车的司机应该是喝醉了，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你没事吧？我问道。没事，我刚刚运完受污染的泥土。在那么热的天气里，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尘土？你疯了吗？你还那么年轻，你还要结婚、生孩子！哪里能找得到开一趟车就能挣50卢布的活？在当时，50卢布能够买一套新西装。人们谈论得更多的往往是金钱，而不是福射。为了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报酬，或者，相对于一条生命而言，这些钱实在是少得可怜。